1927年，邓颖超到了预产期，孩子有九斤多，远超正常标准。邓颖超生了三天三夜都没有生下来，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医生只能使用产钳强行把孩子拖出来，因为医疗技术落后，孩子刚出生就夭 折了。 “不行，再这样下去，大人孩子都保不住了！” 产房外，焦急的低语如同夏日闷热的空气，压得人喘不过气。1927年的广州，一家医院的产房里，邓颖超正经历着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刻。分娩已经持续了三天三夜，她腹中的孩子，足足有九斤多重，如同一块巨石，堵塞了生命的出口。 时间如同凝固一般，每一秒都变得无比漫长，分娩的痛苦与失去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几乎要将邓颖超吞噬。医护人员紧张地跑来跑去，产钳在冰冷的空气中发出金属的碰撞声，那是生与死的交界点，而邓颖超，正站在悬崖边上。 伴随着一声婴儿微弱的啼哭，又快速地消散在空气中，产房内的一切活动都停止了。一个微小的新生儿被产钳硬生生拖了出来，却没能来到这个世界，就夭折了。邓颖超，她拼尽全力，却还是没能留下这个孩子。 这原本是她和周恩来的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她为了革命，为了不耽误工作，毅然决然选择放弃的。那一次，周恩来少有地对她冷起了脸，说：“小超，孩子是我们两个人的事，你不能自己做主。而且打胎对你的身体影响很大，会让你吃很多苦。” 自那以后，邓颖超更加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她和周恩来都期盼着这个孩子的到来。可是，命运弄人，这一次，她不仅失去了孩子，还因为生产中受伤，几乎失去了再次生育的能力。 她躺在病床上，身体的疼痛远不及内心的苦涩。身边只有母亲默默地陪伴着她，安慰的话语在此刻显得如此苍白无力。她努力挤出一丝笑容，不想让母亲担心，也不想让远在上海的周恩来挂念。 这个时代，太多人为了革命奔波，失去了太多东西。他们夫妻也一样，他们把对小家的爱，化作了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大爱。 很快，周恩来得知了孩子夭折的消息，他虽伤心，但他知道，此刻的邓颖超更需要他的安慰。他发来电报，只有短短几个字：“小超，只有革命有后，我们无后又何妨！” 这句话，蕴含着无比的坚定和宽慰，更像一盏明灯，照亮了邓颖超灰暗的心房。 时局动荡，国民党反动派的搜捕日益疯狂。为了邓颖超的安全，周恩来决定将她转移到上海。他委派了广东省委的妇女干部陈铁军，秘密前往医院，接应邓颖超。但是，此时的邓颖超身体虚弱，根本无法长途跋涉。 就在这时，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帮助出现了。医院的医生王德馨，竟然冒着极大的风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他让邓颖超假扮成护士，以替医院采购药品的名义，将她送往香港，再从香港乘船前往德国，最终辗转到上海。 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计划，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但是为了尽快摆脱危险，邓颖超不得不冒险一试。她换上了护士的服装，戴上白色的帽子，躲躲藏藏的离开了医院。当她即将登上前往德国的邮轮时，一群士兵突然冲上前来进行搜查，危机瞬间降临。 就在士兵们的手即将触碰到邓颖超的时候，医院的德国院长挺身而出，严厉地呵斥士兵：“这里是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地方，你们这些粗鲁的家伙，赶紧滚出去！” 院长的呵斥让士兵们迟疑了一下，也正是这短暂的迟疑，为邓颖超争取了宝贵的时间。她成功地躲过了搜查，登上了前往德国的邮轮。一路颠簸，历尽艰险，她终于到达了上海。 她与母亲在报纸上刊登了寻人启事，如同一个暗号，传递着他们平安抵达的消息。周恩来看到启事，心里又是高兴又是担忧。因为就在几天前，邓颖超入住的小旅馆遭到了大肆搜查。他庆幸，她们终于安全着陆了。 周恩来立刻派人秘密接走了邓颖超母女，把邓颖超安排到日本医院进行调养。整整两个星期后，这对饱受分离之苦的夫妻才终于再次相见。相见时，千言万语都化作一个无言的拥抱。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们经历过无数的生死考验，也承受了太多的分离之苦。他们为了革命，放弃了太多。虽然他们失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但他们却用爱心，呵护着无数革命烈士的后代，成为了众多孩子的“父母”。 孙维世，是老同盟会会员孙炳文烈士的女儿。1938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武汉工作时，邓颖超认下了这个前来投奔的干女儿，并对她悉心教导，送她去延安学习，让她在艺术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李媚，是李少石和廖梦醒烈士的独生女儿。李少石牺牲后，邓颖超将失去父亲的李媚搂在怀里，对她说：“你就当我们的女儿吧！” 此后，李媚也像其他孩子一样，喊她“妈妈”，接受着邓颖超无微不至的关怀。 她们用爱弥补着生命的遗憾，把小爱化作大爱，把温暖带给更多需要关爱的人。周恩来曾说：“我是坚定唯物主义者，唯有你我期望有来生！” 这句话，饱含着他对邓颖超的深情，也体现出他们超越普通夫妻的革命情怀。 他们没有孩子，却拥有着更多“孩子”。他们用一生的爱，诠释了人间大爱，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生命赞歌，让人敬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