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寒冬，石油部长余秋里为救大庆油井，求罗瑞卿派飞机运5吨焊条。罗总长怒斥：“你当空军是你们家驴车？“但转身特批两架运输机，还加了二十袋高粱米。七天后油管修好，罗瑞卿说：“此例不可开，此事必须办。“
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新闻报道里，有个名字的出现方式，总透着那么点儿不一样。
每当念完一长串领导人名单，末了总会补上一句：“还有余秋里”。
这个“还有”，是毛泽东主席审阅新闻稿时特意加上去的，从此成了余秋里在官方报道中的一个独特印记，一直用到九大。
这看似排在队尾、还带着个“还有”的称呼，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故事？而这位“还有余秋里”，又在新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哪些硬核的印记呢？
故事还得从炮火连天的岁月说起，1914年，余秋里生在江西吉安一户穷苦人家，秋天生的孩子，名字里就带了个“秋”字。
由于家里穷，他就早早辍学种地，但时代的大潮哪容得下一个不甘心的少年，所以在1929年，才十五岁的余秋里，再也受不了地主老财的窝囊气，一跺脚参加了吉安农民暴动，没多久就进了工农红军，两年后成了共产党员。
但革命的路哪有平坦的，1936年，那时的余秋里已经是红十八团政委，带着队伍在云南乌蒙山区跟国民党军干仗。
激战中，一颗子弹打中了他左胳膊，但当时只是简单包扎一下，他就接着指挥去了。
但谁知道转移阵地时，敌人的机枪子弹不偏不倚，再次打中了那同一条胳膊，这下更狠，骨头都露出来了，两根筋还一跳一跳的。
就这样，他还是咬着牙指挥，漫漫长征路，雪山草地，鬼天气加上钻心的伤痛，没医没药的，最后只能截肢，左胳膊没了。
真不敢想，就这么一位独臂将军，硬是拖着残躯，走完了两万多里。
而战场上是条好汉，工作中的余秋里也是一点儿都不含糊，1934年，任弼时同志带着新组建的红军部队西征。
任弼时身体不太好，担子又重，上级就派余秋里当警卫队长，全权负责他的安全。
但那时的任弼时身体弱，行军常得用担架，可山路颠得厉害，于是为了让任弼时舒服点，余秋里就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垫在担架上。
他不光自己细心照应，还时不时前后瞅瞅，确保队伍安全，好几次化解了突发状况，硬是把任弼时安全护送到了目的地，这份细心和顶事，确实不简单。
到了1958年初，国家建设急等着用油，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余秋里当石油工业部部长。
但在1960年的冬天，大庆油田碰上了大麻烦，暴雪把油区给埋了，气温哗哗往下降，输油管道突然裂了，黑乎乎的原油直往外冒，情况十万火急。
抢修急等着用焊条，可库存只够用五天，大雪封路，火车停运，焊条根本运不上来，这让余秋里这个石油部长急得火烧眉毛，实在没辙了，他琢磨出一个法子——动用空军运输。
余秋里立马抓起电话，一直打到总参谋部，找到了时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
“什么事？”电话那头，罗瑞卿的声音有点冲。
余秋里赶紧把来龙去脉一五一十说了，求空军派运输机，火速运五吨焊条到大庆。
话音刚落，电话那头的罗瑞卿火了：“你把人民空军当什么了？是你们家的驴车吗？”这一嗓子，空气都快冻住了。
要知道，那年头，飞机可是金贵玩意儿，余秋里心里也咯噔一下，但他没撂挑子，果然，罗瑞卿虽然嘴上骂得凶，心里却跟明镜似的，他太清楚大庆油田对国家的份量了。
琢磨了片刻，他还是拍了板：“派两架运输机，立刻执行。”余秋里长舒一口气，连声道谢。
几天后，载着五吨焊条的运输机顶着风雪，硬是降落在了大庆的简易机场，早等着那儿的石油工人和干部们一拥而上，抢着卸货。
就在这时候，余秋里瞅见，最后几个从飞机上下来的战士，臂弯里还抱着几个沉甸甸的麻袋。
“那是什么？”他好奇地问。一个战士响亮地回答：“报告部长，这是罗司令员特意交代的，让我们捎上的二十袋高粱米，说是给油田工人改善伙食的。”
听到这话，余秋里的鼻子猛地一酸，在那缺吃少穿的年月，这二十袋高粱米，远不止填饱肚子那么简单，它代表着中央领导对一线工人的惦记，这份情，余秋里和所有大庆人都记在心里。
七天之后，石油工人们不分昼夜地干，破了的油管终于修好了，乌黑的原油又在管道里欢快地淌起来。
北京的罗瑞卿听到消息，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此例不可开，此事必须办。”这简简单单十个字，既说明了国家战略资源的宝贵和使用原则，也道尽了大庆石油会战的极端重要和特殊性。
从战火里走出来的独臂将军，到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开路先锋，余秋里用实打实的行动，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共产党人的担当和奉献，他用一生诠释了，那个“还有”，不仅仅是一个排名，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无可替代的价值。
【信源】原文登载于党史博采——余秋里：担任石油部长的开国中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