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上舟的父亲江一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历任福建省长、河北省委书记、卫生部长及代理农业部长。 江上舟的名字在新闻里并不常见，可在中国高科技版图上，他留下的痕迹像埋在地下的钢轨，支撑着列车一路向前。身为以技术报国为信念的一代知识分子，他没把精力花在仕途牌面，也极少出现在聚光灯下，却一次次推开产业大门，把国家带进全新的赛道。 出生在红色家庭，江上舟从小耳濡目染“国家责任”四个字。 父亲江一真参加过长征，后来主持过农业、卫生等部委，家里管教严而不苛，更多靠日常举止示范节俭和自律。 正因如此，家中的孩子都把“做事”摆在“做官”前面。 高中毕业那会儿，他拿到去瑞士联邦理工学院深造的名额。 异国课堂上，欧洲教授在黑板上写下芯片制造的公式，他一看就明白那是未来工业皇冠上的明珠。 留学期间，他常拉着同学讨论一个问题：如果有朝一日，中国要造自己的芯片，该从哪一道工序破局？同学们笑他想得太远，可他始终不改这个念头。 博士论文完成后，他拒绝了外企的高薪合同，收拾行囊踏上归国航班。 那一年，国内很多人还在为彩电、冰箱排队，他已经在脑中勾勒出一条属于中国的半导体路线图。 四十岁那年，他第一次穿上地方干部的制服，被派去海南洋浦。 洋浦天然深水码头条件优越，但交通闭塞、配套匮乏。江上舟白天带队拉通道路、测算港口泊位，晚上就住在工棚里画图纸。 国际资本代表提出数十条苛刻条件，他不卑不亢，一条条算账、摆事实，最终争取到第一笔外资。就在人们以为一切尘埃落定时，形势风向转向，项目被迫中止。 外界看他“折戟”，他却在沉淀。那段时间，他把失败原因拆解成厚厚的笔记：政策弹性不足、产业链单点脆弱、本土技术储备薄弱。洋浦教给他的，不是退缩，而是更精准的路线选择。 调到上海后，他迎来了真正能施展拳脚的机会。 彼时的浦东还是麦田与滩涂相间的片区，他站在张江的荒地上，用手比划芯片制造厂房的占地面积，同事听得似懂非懂。为让项目落地，他带专家到处会谈，协调电力、污水、气体等配套，硬是把看似天方夜谭的规划拉成工程蓝图。 不久，又有“大飞机”项目在全国多地竞争落址，他据理陈词，提出“单一城市集群式配套”概念，成功把项目争取到上海，奠定了中国民机体系的雏形。 当时谁都没有把这些决策和他联系起来，毕竟他的行政级别并不高。可在地方档案里，一份份签字意见都写着“江上舟”三个字。 世纪之交，中国芯片短板日渐突出。很多官员担心烧钱无回报，不敢碰这摊事。江上舟却认定，哪怕回本慢，也要有人先把工厂撑起来。 于是，他找到拥有国际运营经验的张汝京，两人合力创办中芯国际。为了绕开出口管制，他设计了“开放股权、全球募资”的结构，让资金、设备、人才齐头并进。有人质疑引入外资会削弱控制权，他回应说，技术封锁要用市场规则去撬动，只靠情怀不够。 中芯成立第二年，就通过收购二手设备实现投片，硬生生在夹缝中找到了生存空间。 公司英文缩写里没有“China”的字样，正是为了淡化标签，方便与全球供应链对接。事实证明，这招确实帮企业躲过了多次禁运风波。 在主持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遴选时，他坚持匿名投票，让专家只谈技术价值，不谈院校利益。会上有人想替自己单位抢项目，他立刻打断，说：“国家不是哪个实验室的附属，先把帽子摘了再讲方案。”短短一句话，把场子压得鸦雀无声。 最终敲定的探月工程、光刻设备研发等课题，如今都成了行业脊梁。外界盛传他脾气倔，但熟悉的人知道，那是把公平写进骨子里的倔。 随着业务扩张，中芯遭遇全球竞争对手的专利诉讼。董事会动摇，有声音要求政府直接出面。江上舟反对简单对抗，他主张通过商业谈判、扩大专利交叉授权来换时间。 不久后，一场危机被软着陆化解。 期间，他一般凌晨两点才关灯，床头常年放着厚厚的技术资料。 医生提醒过他要注意身体，他总笑着把病历塞进抽屉，继续在会议室里熬夜讨论制程升级。 病痛真正逼停脚步，是他六十三岁那一年。 那时中芯国际刚刚渡过最艰难的阶段，他开始频繁咳血。检查结果公布后，他没再回办公室，而是把高层叫到病房，把下一步股权架构、研发节奏都交代清楚，连人才储备名单都提前列好。 两个月后，他离开人世，年仅六十四岁。 葬礼当天没有铺张仪式，沉静得像他的一生。 同行站在灵堂外长久沉默，有人说，这一别，行业少了一盏愿意照亮黑夜的灯。 几年过去，中芯国际的产线仍在扩张，张江园区已变成熙攘的科技走廊，大飞机下线飞上蓝天。 许多新入行的年轻工程师不知道，自己每天操作的那台旧光刻机，是当年江上舟亲自谈下的口头协议转卖。他们也未必知道，国家重点专项评审表里“交叉学科加分”这一条，是他拍板加进去，为的是鼓励不同领域协同发力。 当舆论热衷于“弯道超车”时，他留下的一摞批注提醒人们：技术进步像攀山，抄近路容易掉队，稳步前行才有可能登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