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一广东男孩因精通日语，被日军相中，成为日军翻译官，日本投降后，他却摇身一变，成了抗日英雄，还前往香港接受日军投降，这是怎么回事？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40年广东的天空阴沉压抑，深圳的街巷里弥漫着焦黑的味道，大亚湾的炮声早已震碎了人们的心，陈敏学的家在东门老街，父母靠经营一家小旅店维持生计。 那年他年仅八岁，眼睁睁看着旅店被日军炸毁，砖瓦崩落，浓烟窜上半空，父母带着孩子仓惶逃命。 弟弟妹妹没有食物，饿死在破旧的席子上，舅舅因为不肯给侵略者行礼被打死在街头，这个小小的身影在瓦砾堆里捡起一块破布，擦掉脸上的泪，他心里记住了这笔血债。 日军为了控制地方，强迫孩子们学习日语，1942年，十一岁的陈敏学走进那所被称作“日语学堂”的地方，教室里弥漫着潮湿的味道，木桌破旧，墙上挂着五十音图。 每天一把竹尺，一碗白米就是奖惩，他学得极快，三天记下全部音节，半年就能跟日本人熟练交流。 那一年，他得到了一个日语名字“铃木三郎”，身材瘦小的他被日本军官带进司令部，穿上肥大的军服，脚下那双皮鞋是他第一次穿上新东西，心里却依旧是愤恨。 司令部的日子看似安稳，实际上是刀尖上行走，少年每天抄写文件、翻译审讯，身边全是冷漠的目光，他的记忆力极好，每一道命令、每一份调动，他都牢牢记住。 街坊们看到他从司令部出来，背后冷笑，指着他的背影骂“汉奸”，他没有辩解，回到那间破屋后，悄悄把省下的米分装，用雨夜偷偷放进邻居的门缝，每一次走在街头，他都低着头，怕人认出那身军服里的自己。 1943年的雨夜，游击队的接头人找上了他，那一刻，心底的怒火再次被点燃，十三岁的他开始过着两面生活。 白天继续在司令部听命，夜晚便把抄下来的情报藏进糖纸、账本角落、甚至鞋垫里，冒着性命交给地下交通员，有一次，日军计划围剿游击队，他得知后画下简图，藏进鞋底送出，游击队及时撤离，避免了大批伤亡。 危险随时在身边，一次送情报时，日军突然拦住检查，同行的游击队员肩头中弹，鲜血直流。 陈敏学眼都没眨，抓起对方的刀往自己肩上狠狠一划，血顺着袖口流下来，疼得他牙齿咬紧，眼里没有泪，反倒冲着日军喊自己在追击逃跑的敌人，混乱中游击队员得以脱身。 还有一次，他被带进审讯室，木桌上摆着染血的皮鞭，审讯官咆哮着逼他交代，他低着头，重复着自己是执行命令耽误了时间，嘴角渗出血丝，直到那双皮靴停在门口，才被拖了出去。 1945年，战局动荡，日军准备撤离，他趁整理文件时，记下武器存放地点和撤退路线，连夜送出那最后一份情报。 深秋的深圳受降现场，人潮汹涌，他穿着那套宽大的军服站在日军队列里，目光却望向另一边，人群中有人破口大骂，指着他说出“汉奸”两个字，骂声一浪高过一浪。 就在这时，游击队的队员大声喊出“他是功臣”，人群一时间静了下来，眼前这个少年肩头还带着未愈的伤口，军帽在风中微微晃动。 战后他没有享受荣耀，身体被伤病折磨，无法参军，只能在普通的工厂、学校和照相馆做事，日子过得清苦。 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再度被人指着鼻子骂，推上街头批斗，棍棒落在身上，他沉默地站着，直到1986年，组织彻底为他平反，两年后，他重新面对党旗举起右手，那一刻眼中闪着光。 晚年的他依旧行走在深圳的街头，手里拄着拐杖，身影瘦削，有人见过他在深夜追赶劫匪，有人见过他把掉在地上的米袋递给陌生人。 那道肩上的旧伤疤，见证了他十三岁时的选择，战争带走了他的童年，却也留下了一段不屈的生命轨迹，这个广东男孩用自己的方式，写下了属于那个年代的抗争。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东纵老兵陈敏学走了——深圳特区报数字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