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最漂亮的一次暗杀：23名保镖贴身保护，汉奸还是被砍了脑袋 【1940年10月13日清晨，静安寺路旁的咖啡馆】“你听说了吗？傅市长昨夜没了！”隔桌的老绅士压低声音，口里的奶油面包瞬间掉在盘子里。几个报童正挥舞《申报》号外，墨香未干，标题醒目——“虹口血案”。 报纸只写了寥寥数行，可上海滩的嗅觉一向灵敏。谁都知道傅筱庵不是第一次被盯上。三年前，他刚在日本宪兵队的簇拥下接受“市长”头衔时就放话：“本人有23名保镖随时听令，子弹都别想近身。”如今却人头落地，外人好奇，军统内部却在轻吐一口浊气，因为这次行动，戴笠押上了自己的面子。 把时间拨回1938年秋，日本陆军省确定“华人治华”策略，上海是试验田。傅筱庵年过六旬，仍贪恋权势，主动接洽汪伪。为了表示忠诚，他多次配合宪兵搜捕地下学运，连普通教师都不放过。有人骂他“披麻戴孝去见先祖”，他却大宴宾客庆功。一时之间，虹口一带惨叫声不断。 戴笠最初想拉傅入局除汪精卫，那是“怀柔”思路。谁知傅表面点头，背地里捅了个大窟窿，两名军统少将死在南京西路。蒋介石拍案：“戴雨农，你要我面子往哪搁？”从那刻起，暗杀计划彻底转向“必杀”模式。 第一次下手，是1939年春。刺客蹲守在西藏路，掏出勃朗宁连续两枪，因街角黄包车突然冲出，子弹偏了。傅躲过劫，却在轿车后座发抖半小时。第二回更戏剧，同年冬，宴会现场的镁光灯误闪，刺客被晃眼，只打碎水晶灯罩。两度无功而返，戴笠被嘲“雨农变乌龙”，火气直冒。 保镖人数从十几人涨到二十余人，还添了六个白俄打手，看门的德牧犬都穿铁皮颈圈。正面硬碰已无胜算，戴笠只得另辟蹊径。上海站情报员罗列名单，一个名字被红笔圈出——朱升，傅家的老厨子，胃口古怪却脾气温顺。 朱升原是辽南人，十年前沿街乞讨被傅收留，认傅为恩人，但他厌恶日本人众所周知。军统花了一个月做功课：朱升嗜酒、无妻、好面子。于是“游老板”出现，一家小酒馆、一身长衫、一副金丝眼镜，再配一位旗袍女子——阿桂。剧本很老套，却屡试不爽。 几杯绍兴黄酒下肚，兄弟义结金兰。阿桂柔声一句“升哥”，朱升的心墙便塌了一半。军统站长陈恭澍见火候差不多，抛出五万元赏金——这在当时足够在重庆买两进深宅。朱升犹豫：“老爷救过我。”陈恭澍并不催，只淡淡提醒：“救命之恩重要，还是国仇家恨重？”这话击中了他的软肋。 1940年10月11日夜，寒露刚过。朱升照旧在厨房磨刀，说是准备第二天的“佛跳墙”。菜刀寒光闪闪，他却停了十几次手，脑中轮番出现傅的笑脸与北平城头的义勇烈士。凌晨两点，他终于把尖刀塞进菜篮，轻步穿过走廊。那条走廊此前被他故意润滑了地砖，哨兵巡逻时鞋钉踩上去发不出声。 门轻轻推开，傅筱庵侧身睡得很沉，桌上还有半本没读完的占星书。朱升愣了几秒，忽听院墙外犬吠，他猛咬嘴唇，刀起——血溅床幔。他没有给对方反应时间，连砍五下，人头滚落地毯。屋里一片死寂，窗外栀子花的香味刺鼻。 他提篮出门时，遇到夜班侍卫，随口道：“市长吩咐早点去市场买海参。”侍卫打了个哈欠，完全没疑心。一个钟头后，军统接应车停在四川路桥下，朱升换上工人服装，上船离岸，逆江而上。天刚亮，《申报》记者已赶到现场，只见满屋狼藉，白俄保镖跪在廊下号啕，谁也说不清头目怎么死的。 朱升抵达重庆时，陈恭澍递上五万元票子。他没多说，只问：“阿桂呢？”“后会有期。”这句回答外人听来无味，朱升却像突然失重。多年以后，他在嘉陵江边开了一家面馆，不再谈旧事。偶尔客人提及傅筱庵，他总沉默，转身去给汤里多添一勺葱花。 从军统角度，朱升是“一次性工具”，戴笠却相当得意——二十三名保镖、一群白俄雇佣兵、防不住厨房里的一把菜刀。他在向蒋介石的报告里用了四个字：干净利落。日方惊觉后加强对汪伪要员的保护，延迟了不少伪政权的计划，这算战略层面的额外收益。 有人问，暗杀是不是快意恩仇？答案并不浪漫，它更像枯燥的算术题：成本、风险、收益、替代方案。傅筱庵之死，看似义气冲天，背后却是缜密推演。值得一提的是，朱升拿到赏金后寄出三千元给东北老家，在村口修了块刻着“五常勿忘”木牌，算是给自己找个心理出口。 抗战胜利后，傅筱庵墓碑被群众推倒，连骨灰盒都不知去向。档案里关于他的最后一行字是“叛国者，定级特甲”。朱升则在一九八二年病逝，留话给子侄：“厨子也能杀敌，别小看自己。”这个故事在坊间流传多年，被当作军统经典案例。事实上，它更像一面镜子：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再密不透风的保镖队伍，也挡不住人心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