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7日，郑洞国来到指挥所督战，60军军长曾泽生说：“官兵没有粮吃，饿着肚子冲不上去，而且3天出击伤亡过大，部队已不能再打，今晚必须撤回！”郑洞国又问新七军军长李鸿，李鸿也说不能打了。 长春围困是国共内战里一场硬仗，发生在1948年5月到10月。当时东北是国共争夺的焦点，国民党想守住长春这块战略要地，挡住解放军的攻势。可解放军用“围而不打”的策略，把城围得死死的，断了补给，打算把守军耗垮。城里几十万军民被困，粮食一天天减少，到了10月初，已经到了崩溃的边沿。国民党这边指望援军，可援军迟迟不到，守军心里越来越慌。 郑洞国是国民党在东北的高级将领，1948年初接手指挥长春防御。他是黄埔一期的老将，打过北伐、抗战，经验丰富。可这回面对的情况太糟，部队饿得没力气，武器弹药也不够，士气低得没法看。他一方面得听上头的命令死守，一方面得面对手下将领的压力，左右为难。 到了10月7日，情况已经糟透了。郑洞国跑到指挥所，想看看还能不能撑下去。他问60军军长曾泽生战况咋样，曾泽生没绕弯子，说官兵没粮吃，饿着肚子根本冲不上去。这几天部队试着突围，结果伤亡惨重，已经没战斗力了，再不撤就全完了。郑洞国又问新七军军长李鸿，李鸿也摇头，说部队累得不行，打不下去了。 这俩军长的话像当头一棒。60军和新七军是长春守军的主力，俩人都说打不了，郑洞国还能咋办？他心里明白，援军没影儿，部队又这状态，再守下去就是死路一条。那天晚上，他下了撤退的命令，但这撤退不是突围，而是把部队拉回城里苟延残喘。这一天成了长春守军崩溃的起点。 郑洞国，湖南人，1903年生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北伐、抗战都打过硬仗，抗战时在缅甸指挥过远征军，挺有能耐。内战爆发后，他被派到东北，1948年初当上东北“剿匪”副总司令，负责守长春。结果被围困到投降，后来在人民政府干了点事，活到1991年。 曾泽生，云南人，1902年出生，云南讲武堂出来的。早年跟着国民党打仗，内战时当60军军长。长春被围时，他看部队撑不住了，后来带兵起义，投了解放军。之后还参加了朝鲜战争，1973年去世。 李鸿，湖南人，1903年出生，黄埔五期毕业。抗战时跟着孙立人在缅甸打过仗，挺猛的。内战里他当新七军军长，守长春时也没辙，最后投降了。被俘后蹲了几年监狱，晚年过得不太好，1988年走了。 10月7日之后，长春的局势崩得更快。解放军把包围圈越缩越紧，城里粮食彻底没了，平民饿死一大片，估计有33万人没熬过去。60军和新七军撤回城里没几天，士气就垮了。到了10月16日，曾泽生看援军没戏，部队也快散架了，干脆带着60军起义，跟解放军谈好条件，17日撤出长春。解放军顺势进城，新七军撑不住了，李鸿20日让部队放下枪投降。 郑洞国还想硬撑，退到银行大楼里守着。可21日，解放军压过来，又劝降，他也没招了，只能走出来投降。长春围困就这么结束了，国民党在东北的地盘又丢了一大块。这仗打完，解放军士气大涨，国民党这边却越来越被动。 长春这仗对国共内战影响不小。国民党丢了长春，东北的防线基本崩了，后面沈阳、锦州也守不住，1949年解放军就横扫东北了。这场战役还让解放军的围困战术出了名，后来打锦州、天津都用了类似招数。国民党这边呢，部队饿死累死一大堆，民心也丢了，上头还老埋怨将领没用，内部乱成一团。 对老百姓来说，长春围困是个惨事。几十万人饿死，城里一片死气沉沉，幸存下来的人都带着阴影。这事后来老被提起，说是战争的残酷缩影。对郑洞国他们这些将领来说，这场仗也是个坎儿，熬过去不容易，熬不过去更难。 长春围困不光是军事上的输赢，还反映了那时候国共两边的实力差距。国民党看着兵多将广，可后勤跟不上，指挥也乱，仗打得窝囊。解放军这边靠纪律和策略，硬是把对手耗死了。这仗还让人看到，战争里老百姓遭的罪最大，饿死的比打死的还多，想想就觉得沉重。 郑洞国、曾泽生、李鸿仨人，处境都不一样，但那时候都没啥好选择。郑洞国想守住，可没条件；曾泽生带兵起义，保住了部队；李鸿撑到最后，还是得投降。历史没给他们太多余地，他们的决定也只能顺着大势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