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32年，陈玉仁叛变，供出了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王世英，王世英察觉到异常后，就要转移时，特务头子史济美却突然登门拜访！ （参考资料：2024-12-01 湖南日报——王世英：白色恐怖下坚持我党地下斗争的“伍豪之剑”） 故事得从1932年开始说起，王世英调回上海，对手是老同学史济美，此时的史济美已是中统上海站站长，一上任就策划了向忠发叛变案，算得上是中统的干将。 史济美很快盯上了王世英，查到他用“鸿昌南货店”老板的身份做掩护，立功心切的史济美决定亲自带队，上门抓人。 千钧一发之际，王世英刚收到警报，正准备撤离，他从窗口瞥见史济美的身影，想都没想，顺手把脖子上的围巾搭在窗台上——这是给妻子李果毅的撤离信号。 然后，王世英从容地拎着一把紫砂壶下楼，好像偶遇老友一样跟史济美打招呼，史济美问他妻子在哪，他大大方方地说“出去买菜了”，还热情邀请史济美留下吃饭，“等她回来烧几个好菜，我们喝两杯。” 王世英给史济美泡上好茶，自己坐在一边旁若无人地算账，一副标准生意人的模样，这番镇定自若，反倒让史济美心里犯了嘀咕，于是旁敲侧击：“听说你太太在湖南闹过农会？她之前的丈夫还是共产党？” 王世英听了，只是淡淡一笑：“那不是当年的潮流嘛，你我在学校，不也闹过学潮？”一句话把史济美也逗笑了，疑心消了大半。 王世英给史济美添了茶，拿起空暖壶就上了阁楼，脚步踩得咚咚响，还大声朝楼下喊：“你稍坐，水开了，我灌了暖壶就下来。” 随即，王世英拧开水龙头，把锅碗瓢盆扔进水池，任由哗哗的水声掩盖一切，也就在这水声中，他翻出窗户，爬上房顶，跳进邻居家阳台，穿堂而过，从后门悄无声息地溜了。 等史济美带着特务冲上楼时，只看到满地的自来水，和那个早已人去楼空的阁楼。 仅仅躲避是不够的，1933年，国民党中统在上海推行“细胞计划”，妄图渗透我党内部，发展叛徒。 计划的制定者，又是王世英的一位黄埔同学，钱义璋，面对这种局面，王世英决定以牙还牙，重建中央特科的“红队”，也就是俗称的“打狗队”，专门惩处叛徒特务。 经过一番抽丝剥茧，他挖出了内鬼“阿荣”，一次，红队队员当场抓获正要出门送情报的阿荣，从他身上搜出一张纸条：“13日上午，红队在广西路悦来酒家行动，4号”。 “4号”就是阿荣自己，王世英将计就计，让阿荣重写一张假情报：“侦得王世英秘密住址，15日全日在家，4号”。 钱义璋收到情报后大喜过望，以为钓到了大鱼，亲率二十多名特务前去抓捕，谁知一头扎进了红队设下的包围圈，当场毙命，“细胞计划”也随之破产。 还有一次，中央特科负责人武胡景开会被叛徒出卖，会场被大批军警包围，危急关头，王世英带红队火速救援。 王世英只对队长说了一句话：“只有叛徒认识武胡景，干掉他，谁也抓不到人。” 红队队员大摇大摆走进会场，一声枪响，正在指认的叛徒应声倒地，紧接着，全场灯光熄灭，一片黑暗和混乱。 武胡景趁乱脱身，红队也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二天上海的报纸上，全是“红队”飞檐走壁、来去无踪的传说，“红队”二字，从此成了叛徒特务的梦魇。 从1934年起，王世英主持着整个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情报和联络工作，即便在上海党组织再遭重创的1935年，他依然能沉着地将核心人员安全转移，为革命保存了宝贵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