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印度和韩国吹牛逼，为啥中国网民反应截然不同？因为印度只是自我吹嘘，韩国则突破

面对印度和韩国吹牛逼，为啥中国网民反应截然不同？因为印度只是自我吹嘘，韩国则突破礼序和道义边界，直接挑战中华文明正统性，甚至通过贬损和盗窃来抬高自己，这就让人很难绷。 印度人会说“我的都是好的”，其吹牛多聚焦于“超越中国”等宏大叙事，但因其基建滞后、计划频繁跳票，网民一般将此类言论视为奇幻自嗨。所以，大伙通常以“啊！啊！”“对！对！”等调侃消解其攻击性。 印度吹牛是“自嗨型表演”，天马行空，中国网民则选择用“战略定力”应对，舆论场更倾向于用“捧杀”维持博弈张力，过度较真反而会被绑定为印度发展参照系。 韩国人则会说“好的都是我的”，经常涉及文化挪用，利用“韩国独创”系统性挑战中华文明正统性。在中国民众眼里，韩国对泡菜、汉服、端午、春节等中华文化符号的“去中国化”宣传，以及申遗行为，就是对共同历史脉络赤裸裸的切割与篡夺。 比如韩国诚信女子大学教授徐敬德，这位老兄长期在社交媒体上炒作“中国文化掠夺论”。他多次向百度百科发邮件抗议，要求删除“韩国泡菜源于中国”“参鸡汤起源广东”等表述。还在《纽约时报》刊登“泡菜属于韩国”广告，刻意制造文化对立。 以大学教授身份包装极端民族主义言论，跟文化网红似的，却反咬一口，把中国网民的普通讨论上升为“国家文化盗窃”，煽动民族对立。 这种将中国主导的共享文化遗产强行“私有化”的行为，在心理层面构成了“下位者对上位者的反叛”，以下犯上，触动了中国民众深层文化心理中的礼序意识。 韩国影视与舆论经常将古代中国描绘为“压迫者”或“掠夺者”，韩国反而以“文明守护者”自居。比如，韩国影视从1990年代《帝国早晨》开始，就虚构了“射瞎李世民”“高句丽攻占长安”等情节，此后的《大祚荣》《渊盖苏文》，直到2018年《安市城》都延续着这些情节。 其实，也有人问过某些韩国导演，你们这样瞎编乱造能行吗？某些韩国导演则说：如果编造历史，能让韩国人拥有民族自信，那这样的历史就值得编造！ 这种叙事彻底颠覆了传统朝贡体系下的文化权力结构，形成历史认知错位。相较之下，印度虽自诩文明古国，但其历史文化叙事与中国平行发展，不存在归属竞争。 前几天，泰国芭提雅餐厅斗殴，4名韩国游客内斗。在泰国警方介入之前，韩媒仅凭模糊视频就断言“中国人伪装韩国人闹事”，甚至制作专题分析“中国游客败坏韩国形象”。无视现场高频出现的韩语脏话“西八”，以及韩国游客标志性的赤膊纹身形象。 等到7月16日泰国警方发布调查报告后，韩媒就集体删除此前报道，但并未发布任何更正声明或道歉，做错事不认账。韩国《每日经济》仅用“部分韩国游客行为不当”轻描淡写带过，刻意回避“栽赃中国”等核心问题。 其实，韩国人经常盗用中国人身份在他国牟利。比如韩国人在巴基斯坦冒充中国人骗吃骗喝，在阿富汗自称中国传教士获释。这种“受益时冒充中国，担责时切割中国”的策略，充分暴露其功利性双标。 韩国社会盛行“三明治理论”，就是他们自认夹在先进日本与追赶中国之间，导致其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远高于印度。所以，全世界瞧不起中国的只有韩国，而中国人眼中压根就没有韩国。 然后，这种焦虑又转化为两种矛盾性行为：一是文化贬低，坚持“中国落后论”，比如认为中国人吃不起肉，类似于某省认为我们吃不起茶叶蛋。二是文化僭越，通过申遗、影视输出争夺东亚文明话语权，平衡自卑感。 为了迎合民意，韩国保守媒体就系统性构建了关于我们的负面信息茧房。比如，三星在印度被罚9000亿韩元，韩媒都能瞎扯“中印联手打压韩国”。正是因为极少接触真实的中国信息，导致20-39岁的韩国人对华负面率超70%。 我们常说美西方傲慢，但韩国人的这种“边界突破”行为并非傲慢，而是僭越。傲慢的是势均力敌的竞争，其逻辑可被解构为文化自尊的表达。僭越则是从属者的篡位，试图动摇文明叙事根基，从而触发大伙对“文化弑父”的本能防御。 当韩国把泡菜、榫卯、中医、春节、端午等文化符号，从中华文明母体强行切割，并将其重构为“韩国独创”时，就形成了对大伙集体记忆的盗窃与劫持。这种精神层面的“领土侵犯”，比印度对“四大文明”排名的争论更具威胁性。 其实，韩国对中国的复杂情绪，本质是现代化进程中主体性焦虑的转嫁：一面需要中华文明滋养其文化正统性，一面又需要切割历史以确立其民族独立性，正是这种撕裂导致了韩国一系列魔幻骚操作。 但偷梁换柱者，终将会被梁柱压垮；以邻为壑者，终将会被洪流淹没；饮鸩止渴者，终将会被鸩毒噬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