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祖昌1905年生在江西莲花县，家里是种地的。1926年，他加入了村农民协会。1927年，成了共产党员。1928年，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革命年代里，他干过不少岗位。湘赣军区红军兵工厂副科长、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这些职务他都担任过。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场没落下，吃了太多苦。 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这些荣誉都挂在他胸前。但谁也没料到，两年后他会做个惊人决定——辞掉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的职务，回老家种地。 1957年7月，萧华将军到乌鲁木齐视察，甘祖昌穿着打补丁的军装汇报工作。中途他掏出病历：“首长，我这脑袋连简单算术都算不清，干不了重要工作了。” 萧华劝他留任，他却拿出一叠申请书：“我在新疆住得简单，可家乡乡亲还在吃苦。我会种地、能修水库，想回去为家乡出力。” 其实，他要回乡不是一时冲动。1951年，他下乡检查工作，路上遇到敌特破坏桥梁，出了车祸。这让他战争时期留下的脑震荡后遗症更严重了。 之后，他总觉得身体跟不上，担不起重要领导工作。组织上要安排他休养，他一次次谢绝，心里就想着回家乡搞建设。 1957年8月27日，江西莲花县沿背村的晒谷场上挤满乡亲。甘祖昌穿着粗布衫，挑着两筐红薯秧从拖拉机上下来，对拦他的村长说：“我回来当农民啦，以后叫我老甘就行。” 当晚，他就在煤油灯下画起“浆山水库”的设计图，妻子龚全珍看着图纸，眼圈红了。 回到家乡，甘祖昌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建设上。 村里有片冷浆田，产量低。他带着村民改田，整整五个冬天，都泡在田里。 他挽着裤腿站在泥里，教大家：“把生石灰撒进田里，再种上红花草，能改善土壤。” 他裤管上的泥巴干了又湿，结了层硬壳，他不管不顾。 1962年秋收，这片田的亩产从两百斤涨到六百斤。村民们捧着金黄的稻谷，眼泪直往下掉。 甘祖昌却蹲在田埂上，用树枝在泥地上画着：“明年咱们试种双季稻，争取再多打粮食。” 在沿背村，他不光盯着种地，村里大小建设他都操心。 灌溉是大问题，他就带着村民修水库、挖渠道。没专业设备，大家就靠手挖、肩扛，一锹一镐地干。 村里没电灯，他就研究技术，领着大家建水电站。路不好走，他组织人修公路、架桥梁。 就这么干了几年，沿背村彻底变了样。 甘祖昌自己日子过得极俭省，一件衣服能穿十年，破了就补，补不了就拆当鞋底；但对集体从不小气，1957年到1984年，他把十万余元收入中的八万多捐给村里买化肥、帮困难户、修桥补路。 他常对家人说：“给后代留革命精神就够了，钱和地没用。” 1969年，江西省委新来的书记搞了些不切实际的政策。“拆房建新村”“水稻矮秆化、密植化”，这些做法根本不符合当地情况。 一次三级干部大会上，这位书记批评莲花县种“懒人田”、栽“懒人禾”，还说稻种越矮越好，种得越密越好。 散会后，他让甘祖昌表态支持。甘祖昌一句话没说，就那么站着，用沉默表示反对。 没过多久，就有关于甘祖昌的谣言在县级以上干部大会上传开。有人替他不值，他却笑了笑：“他们靠造谣过日子，正说明他们没道理。随他们去。” 后来的事实证明，甘祖昌是对的。那位省委书记因为决策错误，受到了查办。 甘祖昌用人也有自己的一套。 建江山水库时，他力排众议，请了王新安当技术指导。有人说王新安“家庭出身不好”，不该用。甘祖昌不管这些，就看能力。 修沿背大桥，他又顶着压力，找了刘乃基当技术员。刘乃基当时是“管制分子”，但他是建筑工程师。 这两个人都很感激甘祖昌的信任，干活特别认真，把事情办得很漂亮。 后来，王新安和刘乃基的冤屈被平反，重新工作。这也说明，甘祖昌看人的眼光确实准。 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躺在床上，身边围满了乡亲，大家都很悲痛。 他颤抖着从枕头下摸出个铁盒，里面用红布包着的勋章，对龚全珍说：“全珍，这是党给我的荣誉，你替我收好。” 他又转向大儿子：“工资……留下够过日子的，剩下的买化肥，帮乡亲们多打粮食。” 说完这句话，他就闭上了眼睛。窗外的油菜花，开得正旺。 甘祖昌走了，但他的故事一直在流传。 现在，沿背村的浆山水库里，他当年种的柳树已经长得很高很粗。 村史馆里，那套打满补丁的将军服还在那儿陈列着。旁边玻璃柜里的铁盒是空的——龚全珍把勋章捐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从放牛娃到红军，从将军到农民，甘祖昌的身份变了，但心里始终装着百姓和国家。他不图名不图利，只想多为大家做事，这份精神如丰碑永驻，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