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花3000大洋买了一套四合院，邀请弟弟全家入住。怎料，因为弟媳一句羞臊的话，

鲁迅花3000大洋买了一套四合院，邀请弟弟全家入住。怎料，因为弟媳一句羞臊的话，弟弟捡起一个香炉砸向鲁迅，并怒道：以后没事别来我家！从此，鲁迅净身出户，被赶出了家门。

鲁迅花三千多大洋买下那套四合院时，心里确实盘算了许多。 他不是图什么面子，也不是为了享福，他就想着，咱这做老大的，该把这家扛起来了。 父亲早没了，母亲年纪大了，两个弟弟各有家庭。 他一个人住哪儿都行，但这一大家子不能总借住、分散、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索性把人都接进来，一起过。 北京八道湾那座院子，三十多间房，占地五百多平，够了。 母亲、朱安、周作人、羽太信子、周建人，还有羽太信子的妹妹、孩子、仆人，全都能住得下。 最初那几年，确实像个家。 早饭是一起吃的，晚上也有空聊几句。 鲁迅忙着写东西，周作人也教书，两个兄弟的收入加起来，一个月有六百大洋，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里也算宽裕。 可家里人口一多，日子也不全是诗意。谁管账？谁管下人？谁决定钱该怎么花？这些事摆在面前，总得有人张罗。 老太太是不想插手了，年纪大了，只想安生过日子。 朱安倒是稳当，但说自己不识字，账也记不好。就在这时候，羽太信子站了出来，说她愿意来打理家务。 她是日本人，嫁来中国几年，自称汉字认得不少，勤快、有条理、不怕事。 大家也没反对，鲁迅点头，老太太也不置可否。 她就这么接过了这个家。那时候谁都没料到，接过的不是一把钥匙，是整个家庭权力的中枢。 羽太信子很快就显示出了她的“手腕”。 请佣人、换家具、买高档食材，给亲戚送礼，出手一点都不吝啬。 不是说她贪图享乐，她其实也不是那种穿金戴银的女人，但她用钱的方式是她自己的逻辑。 日本那边的娘家，每个月都要寄点；自己亲妹妹嫁了小叔子周建人，那边也得照顾。 对她来说，这是分内事。 但对鲁迅那边，却渐渐成了负担。 他买了房，养了一家人，还得看着自己的收入一点点被别人安排。 他自己不乱花钱，生活很节制，可最后发现，买书得斟酌几次，出门借钱成了常态。 他没抱怨，但心里有数。 他劝过羽太信子，说咱不能光顾眼前，要算长远。 话没说重，羽太信子表面也答应得利落，但那之后两人的气氛就变了。 到1923年夏天，那层纸终于被撕破了。 周作人递给鲁迅一封信，不算长，也不算客气。 信里说，他已经知道了鲁迅“偷窥他妻子洗澡”的事，不想追究，但请鲁迅搬出去。 没有解释、没有对话，也没有疑问。 连“哥哥”这两个字都没了，只是冷冰冰地直呼其名。 鲁迅拿着信，没说一句话。 他没争辩，也没去质问。 他只是默默收拾了几件东西，带着朱安和年迈的母亲，从自己花钱买来的院子里，走了出去。 那套宅子，他自己掏了三千大洋，写进了日记，亲自选的门窗、梁柱，如今一句话就得搬走。 他没吭声，因为他知道这个家已经不属于他了。 搬出去之后，才有人跟他说，那指控是羽太信子提的，说他多次在家中调戏她，甚至偷看她洗澡。 荒唐得不值一驳。 朱安在屋檐下住了那么多年，他连手都没碰过一个指头；羽太信子嫁入家里，也不是个少女了，生了孩子的女人，怎么可能？鲁迅没争这些。 他不是怕事，他只是明白，争也是白争。 弟弟信了妻子，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否定过去这几年的兄弟情分。 他不解释，但那之后，他不再回头。 那个家，像是忽然坍塌了一部分。 表面还在运转，实际上断裂已成事实。 周作人继续住在院子里，羽太信子也没打算收敛。 老太太跟着鲁迅住在砖塔胡同，地方小、冷、湿，但她说，她宁愿和大儿子过清苦日子，也不愿待在那座“热闹”的宅子里。 时间久了，谁对谁错，好像变得不重要了。 可是事态发展总不会就此结束。 有一次鲁迅想回旧居拿几本书，那些书原本是他的，放在自己书房里多年。 他回去时，却被羽太信子拦住。 她不让进，说不方便。 他不信邪，一脚踏进屋，迎头被书砸了一下。 他抬手抓起一个陶瓷枕头，顺手就砸了回去。 场面一度混乱，仆人吓得躲进厨房，就这样，两兄弟从握笔共稿的学者，成了互砸器物的冤家。 这之后，再没往来了。 哪怕母亲病重，哪怕朋友牵线，都无济于事。 鲁迅从这段经历中走出，像是从家里剥离出一个新生的人。 他的写作反而到了高峰，《呐喊》《彷徨》接连出版，里面有讽刺、有反思，有那些压在他心头很久的失望与愤怒。 他没有把故事原样写出来，但里面的“家族”“伦理”“破裂”“冷漠”，哪一篇里没有影子？ 而周作人呢？他沉默了很久。 后来抗战爆发，他选择了留在沦陷区，做了些叫人不齿的事。 战后被判刑，名誉扫地。 到了生命尽头，也没再提过鲁迅。 也许是内疚，也许是倔强，也许两样都有。 羽太信子一直留在北京，活到解放后。 据说她晚年生活并不宽裕，也没人再提起那个“偷窥”的事。 历史对她的定位模糊，有人骂她破坏兄弟情，有人说她不过是按照自己文化逻辑过日子。 可无论怎么评判，那封信、那次搬离、那场扔枕头的冲突，已经定格成一段无法抹去的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