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对贪官胡长清的死刑判决进行了复核并下达了执行的命令，让人意外的是当时最高法在对胡长清的死刑执行方式上却特意要求江西法院采用注射方式，不过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胡长清被执行死刑时仍采用了枪决方式，那么江西法院为何没有对胡长清用注射方法执行死刑呢？
1999年8月6日，昆明“世博会”江西馆开馆的当天，胡长清身穿西装，头发稀疏、接近秃顶，作为江西省政府分管该领域的副省长，主持了开馆仪式，并接受了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次日早晨，胡长清忙完一个经济技术签字仪式后突然消失了。相关人员尝试多次拨打他的电话，始终是忙音，直到中午时分才接通。胡长清告诉王秘书长：“我现在在机场，要回去办点私事，由于飞南昌的航班没有机票，我决定绕道深圳回南昌，现在马上登机。” 然而，经过进一步的追踪，发现胡长清并没有去深圳，而是身在广州。广州警方根据上级指示，通过手机信号源追踪，在8月8日凌晨4点，警方在广州中国大饭店1430号房间内找到了胡长清，当时他正在沉睡。警方在检查他的随身物品时，发现了一张假身份证，上面写着“陈凤齐”，这是胡长清用这个假身份证登记入住酒店的。他的行李中还发现了两部“摩托罗拉”988型新手机、两捆未启封的一万元钞票、一瓶已经开封的“伟哥”。警方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了这一情况。 因为意识到自己罪行严重，胡长清在法庭上的态度非常谦恭。在每次发言前或发言后，他都会说一句“谢谢审判长”、“谢谢公诉人”或“谢谢律师”，显得十分卑微。他常常向人跪地求饶，恳求组织给予他一条生路，甚至哀求“放我一马！”他还在法庭上表示：“我是书法家，求你们不要杀我，我就在这里免费为你们写字，每天写一幅。”
2000年3月7日，成为中国司法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那天，最高人民法院对一起轰动全国的贪污案件进行了死刑复核，案件的主角是著名贪污犯胡长清。 胡长清，作为政府高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大规模贪污，涉案金额令人震惊。在警方的深入调查下，胡长清最终被依法逮捕，并经法院审理，判处死刑。通常情况下，死刑犯会被执行枪决，但出乎意料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复核胡长清案时，特别要求江西省法院改用注射死刑。 然而，江西省法院在接到执行命令后，面临了实施注射死刑的困难。那时，江西省尚未具备注射死刑的执行条件。实施注射死刑对执行条件有严格要求，不仅需要专门的执行场所，还需要配备急救设备，并使用经过特殊管理的药品。执行人员也必须经过专门培训，确保操作无误。这些条件对于当时的江西省法院来说，无疑是一项巨大挑战。 时间紧迫，再加上协调困难，江西省法院最终还是决定放弃注射死刑的执行方案。他们向最高人民法院上报了这一情况，恳请允许继续采用枪决的方式执行死刑。最高法院经过评估，同意了江西省法院的请求。至此，胡长清案又回到了原点。2000年3月8日，胡长清被押送到位于南昌市北郊的刑场，面对长满杂草的小土包，等待着最后的宣判。枪声响起，胡长清倒在血泊之中，为自己的贪婪付出了惨重代价。
在古代，由于制度原始，统治阶级通常采用极为残酷的死刑手段来维持社会的稳定。诸如绞刑、斩首、石刑、吊笼、火刑、炮烙、剥皮、车裂、凌迟等方法，成为了当时维持统治的重要手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逐渐进入了现代文明，并在此过程中建立了更加先进的社会制度。由于一些社会思潮的影响，死刑的执行方式逐渐趋向于更加人道，恐吓和暴力为主的死刑方式也逐渐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 18世纪中叶，社会开始关注死刑所带来的痛苦，并努力寻求减少死刑犯痛苦的方式。为此，18世纪的法国开始推行断头台，这种设备的发明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泛大英地区，虽然曾在某些地区进行过执行和废用，但直到18世纪末，法国重新启用，并通过国会立法使其成为唯一合法的死刑执行方式。 死刑作为一种极刑，作为对犯罪者的最终惩罚，其历史源远流长，然而具体起源至今无法考证。《左传》记载了夏朝、商朝、周朝等历史时期的刑法，提到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九刑》等初期成文法典，这些刑法在中国古代刑法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刑法的神秘性和时间的流逝，除了《吕刑》外，其余三部刑法早已失传。因此，追溯春秋以前的死刑制度变得十分困难。 在西周及汉以后，历代的刑制改革主流是控制和尽量减少死刑的适用。基于“慎杀”理念，统治者在死刑立法方面，主张“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着重删减死刑罪名，减少死刑条款的数量。西周初期，死刑罪名一度达到500个之多，但在“明德慎罚”的指导思想下，西周统治者推进刑法改革，死罪条目减少至200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