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 年，霍英东去澳门追查遭劫物资，可他刚到澳门码头就被海盗用枪顶头:“再嚷嚷就毙了你。” 霍英东的呼吸仿佛都停滞了:“这一枪要是扣下去，命没了、事也砸了。” 枪管的冰冷透过薄薄的衬衫渗进来，他盯着码头上正在被搬运的钢管 —— 那些 6 米长的钢管，是要送去丹东修鸭绿江大桥的，志愿军在江对岸等着呢。 三个月前不是这样的。朝鲜战争的硝烟刚起，美国联合西方国家的禁运令就像块巨石压下来，橡胶、钢材、药品，凡是志愿军急需的，全成了 “违禁品”。 中央找到他时，霍英东看着地图上被圈住的鸭绿江，没问风险，只问 “要多少船”。 他太清楚这些物资的分量了 —— 东北的兵工厂缺钢材造炮弹，前线的伤员等着药品救命，这些货，是从封锁线上劈开的生路。 他很快凑齐 12 艘船，全是吨位小、速度快的 “飞剪船”。运输从来在夜里，珠江口的风浪裹着咸腥。 巡逻艇的探照灯像鬼火一样扫过水面，港英的、国民党的，还有专盯 “禁运货” 的海盗，哪拨碰上都可能要命。 他设计了三船编队：领航船在前探路，货船居中藏在暗礁后，护航船殿后望风。货物用油布裹紧，绑上石头，一旦被盯上，就凿沉了事，回头再派潜水员捞。 可这次栽在了海盗手里。第 23 批货是 300 根钢管，刚过珠江口就被三艘快艇围住。 海盗头子叼着烟，拍着钢管笑：“霍老板，这货我们收了。” 霍英东咬着牙，没敢硬拼 —— 他知道，这些人手里有枪，船上的弟兄们没带家伙。 眼睁睁看着钢管被拖走时，他指甲掐进了掌心，8 万港币的货，更是前线等不及的急件。 三天后，他揣着个旧信封直奔澳门码头。信封里是刚凑的几万港币，他想着用钱赎货，却没料到对方直接把枪顶上了他的后脑勺。 “货是我的。” 他声音发紧，却没后退。 海盗盯着他看了三分钟，突然笑了，抢过信封，没还货，也没开枪。 霍英东站在码头上，看着钢管被装上另一艘船，风卷着他的衣角，像面泄了气的旗。 那天晚上，他在澳门的小旅馆里画了一夜图纸。被枪顶头的瞬间让他明白：光有勇没用，得有法子跟死神周旋。 他把三船编队改成五船连联保：两艘侦察船提前两小时出发，贴着海岸线摸情况。 货船藏在中间，底舱改成双层，外层装沙子，内层装货，遇险能拆能沉；最后两艘护航船架上了机枪，船员都是打过游击的老兵。 每艘船配了电台，密码是他亲手编的，“东风” 代表安全，“暴雨” 就是遇袭。 改进的法子很快派上了用场。有次过伶仃洋，侦察船发来 “暴雨” 信号，货船立即启动机关，把钢管、橡胶全沉进了海里。 等巡逻艇走了，潜水员凭着事先系好的浮标，连夜就把货捞了上来。 就这样，从 1950 到 1953 年，他的船队像条隐形的血管，把几十万吨物资送过封锁线，修桥的钢管、救伤的青霉素、造车的橡胶，全准时到了前线。 后来有人问他，当时怕不怕。他指着办公室里一张泛黄的照片，是鸭绿江大桥修复后通车的场景。 “怕啊，每次出海都可能回不来。” 他笑了笑，“可一想到桥那边有弟兄等着，就觉得值。” 那支顶过他后脑勺的枪，没能让他停下；港英当局的警告、同行的劝阻，也没能拦住他。 霍英东的账本里，从没记过这笔 “生意” 的利润。他只在最后一页写了行小字：“货到，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