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 50 多年，学术没人能一手遮天，但中国……”2023 年，丘成桐在清华大学的演讲台上停顿了片刻，台下坐着的年轻学者们正低头记着笔记，他们眼中的急切像极了他刚到美国时见过的博士生 —— 只是那份急切里，多了些他看不懂的焦虑。 这位菲尔兹奖首位华人得主，手指无意识地敲着讲台，忽然想起 1971 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的博士论文被匿名评审提了 27 条修改意见。 其中一条来自他最敬佩的数学家陈省身，可直到论文发表，他都不知道评审名单里有这位前辈。 那时的美国学术圈，匿名评审像道铁闸。丘成桐研究微分几何时，曾花三年时间推翻了学界公认的一个猜想，投稿《微分几何学报》后。 评审意见回来得又快又狠：“论证存在三处逻辑断层，建议补充 15 个引理。” 他熬了八个月补完材料，再次投稿时，评审只回了一句话：“可以发表，但作者需明确标注每个引理的原创性。” 后来他才知道，那两任评审分别是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的教授，彼此学术观点针锋相对，却在 “对研究负责” 这一点上出奇一致。 “没人会因为你是谁的学生就放水，也没人能靠关系让劣质成果过关。” 他在演讲中说这话时，台下有个年轻学者悄悄叹了口气。 那声叹息里藏着太多故事。去年，中科院数学所的青年研究员小林（化名）在评审会上哭了。 他花五年研究的 “复几何中一类极值问题”，在项目结题评审时被一位资深院士批 “意义不大”，理由是 “相关领域国内研究基础薄弱”。 可小林心里清楚，这位院士的弟子正在做类似课题，只是方向完全相反。 更让他无力的是，申请青年基金时，他的推荐信来自两位国际知名学者，却抵不过评审组里一句 “太年轻，压不住场”。 最后，他把研究拆成三篇短论文，投给了影响因子不高的期刊 —— 至少这样能快点拿到成果，不然下一轮职称评审就没了资格。 这种 “拆成果” 的操作，丘成桐在国内见得太多。他去某高校访问时，看到一位教授五年内发了 47 篇论文，可仔细一看，全是在同一模型上做微小调整。 “就像在同一块地里反复犁田，表面上看着热闹，底下的土早就板结了。” 他摇摇头，想起 1980 年代和陈省身一起做 “卡拉比猜想”，两人对着黑板熬了七年，中间无数次推翻重来，直到 1982 年他拿菲尔兹奖时，这项研究才真正成型。 “好的研究像老茶树，得慢慢养，三年出一片真叶就不错了，哪能指望年年丰收？” 可年轻人有自己的难处。北京某高校的博士生小周，手机里存着一张 Excel 表。 上面列着师兄师姐的 “成果清单”：谁发了几篇 SCI，谁拿了什么项目，谁因为成果够了提前毕业。 导师开会时总说：“你们这代人赶上好时候了，经费比我们那时候多十倍，可成果得跟上啊。” 小周算过一笔账，要想留校，三年内至少得有 2 篇 TOP 期刊论文、1 项省部级项目，不然就得卷去企业。 他原本想研究一个冷门的代数拓扑方向，可导师劝他：“转做人工智能数学基础吧，项目多，好发论文。” 现在他的论文里满是复杂的公式，却很少有他真正好奇的问题。 这股 “急” 劲儿，不全是学术圈的错。丘成桐在深圳访问时，看到中学奥数班的孩子在背解题模板，老师拿着秒表计时：“这道题必须在 3 分钟内解出来，不然考试就来不及了。” 他忽然明白，那种对 “快速出结果” 的执念，早就在教育里扎了根。 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香港，父亲逼他背《史记》，说 “读懂一篇比背十篇有用”。 那时他不懂，直到在美国研究微分几何，才发现那些沉淀在骨子里的耐心，比任何技巧都重要。 但转机也在悄悄发生。去年，中科大的 “墨子号” 团队在量子通信领域取得突破，他们的核心成果花了 12 年，中间有 7 年没发过一篇顶级论文。 团队里的年轻研究员说：“最难的时候，所里没催我们出成果，反而追加了设备经费。” 丘成桐去参观时，看到实验室墙上贴着一张进度表，上面有很多红叉 —— 那是失败的实验记录，比成功的标记多三倍。 “这才是研究该有的样子。” 他笑着说，像看到了当年自己在伯克利的办公室。 现在的丘成桐，每年有一半时间待在国内，帮着几所高校建数学中心。 他坚持评审时引入国际匿名机制，去年有个年轻学者的论文被国内评审批 “太超前”。 他把论文转给三位国际专家，结果全票建议发表，现在这篇论文成了该领域的重要参考。 “改变不是一天的事。” 他在最新的演讲里说，“但只要让年轻人相信，好好做研究比搞关系更有用，耐心就会慢慢回来。” 台下的年轻学者们不再低头记笔记，有人举手问：“丘先生，您觉得我们这代人能做出像卡拉比猜想那样的成果吗？” 参考来源：燧石财经：丘成桐谈学术评审制度：中国评审制度没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