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时候，金庸来浙江杭州访问，向杭州市政府提出，批给他两亩地，由他建一个别墅，然后金庸把自己在香港、美国的藏书都运回来，建一个藏书楼。之后，金庸提出要在杭州安度晚年。等百年之后，别墅和藏书一起送给杭州。
1956年，香港处于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之一。内战的余波使得大量内地民众逃往香港，人口急剧增加。然而，当时的香港仍在港英政府的统治之下，殖民地的腐败可见一斑。百姓生活在重重压迫之中，消防员救火要先收“保护费”，没钱贿赂就眼睁睁看着房屋化为灰烬。警察与黑帮勾结，普通人苦不堪言。社会的极端不公引发了民众的大规模罢工和游行抗议，但迎接他们的却是殖民当局的残酷镇压。 就在这时，金庸的《射雕英雄传》横空出世。1958年，这部武侠小说通过快意恩仇的江湖故事，书写了民族气节，也为那个时代的香港人点燃了希望。金庸常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做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然而，在他的笔下，武侠不再仅是娱乐，它成为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文化表达。 金庸的创作融汇了他丰富的文学底蕴和家学传承。他出生于浙江海宁的书香门第，“一门五进士，叔侄两翰林”，浓厚的家族文化影响为他塑造了深厚的文字功底。八岁时，他第一次接触《荒江女侠》，从此便沉迷于武侠世界的风云变幻。金庸以温和谦逊闻名，“无论如何不敢当”“我不是写得最好的”是他的口头禅。 中学时期，他因为在漫画中讽刺乱骂人的老师而被学校开除。进入职场后，他也无法忍受外界的条条框框，“别人指挥我做什么事情都不听”成了他的鲜明态度。初到香港时，这个地方不过是一个不足50万人的小渔村。他曾乐观地写诗，“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但那份豪情也难掩生活的艰难。 他用笔名“金庸”开启了他的武侠传奇，“镛”字一分为二，既寓意中庸之道，也暗藏了他追求自由的决心。随着《射雕英雄传》的连载，他的名字迅速传遍香江。
1994年，应杭州市政府之邀，金庸来到杭州。时隔多年，再游西湖，他发现这里的景致依旧令人心旷神怡。漫步在湖畔，金庸不禁生发了在杭州买房定居的念头。那一刻他意识到，也许人与城市之间真的存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缘分，而他与杭州，似乎就有着这样的牵绊。 1996年，金庸终于向杭州市政府提出了建设＂云松书舍＂的构想。他希望能在钟灵毓秀的西子湖畔，建一座融合了中西方建筑风格的别墅，同时辟建一座藏书楼，将自己多年来在海内外收藏的大量图书运回安放。杭州市政府对金庸的提议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市领导亲自过问此事，并当即表示将全力协助金庸实现这一宏愿。 就这样，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云松书舍＂的建设进展顺利。金庸亲笔题写的＂云松书舍＂四个大字，与此同时，金庸也开始着手将自己多年来在香港、美国等地收藏的大量藏书运回杭州。1996年11月，随着最后一批图书的运抵，＂云松书舍＂终于落成。它很快成为杭州的一处文化地标，吸引着众多的文学爱好者前来参观。 金庸在＂云松书舍＂安度晚年的日子，是十分惬意的。让人感动的是，金庸决定在百年之后，将＂云松书舍＂连同全部藏书捐赠给杭州市，使之成为杭州的文化遗产。他说，能在杭州安度晚年，并将毕生心血留在这里，是他的福分，也是他对杭州市民的一份馈赠。金庸的决定，让＂云松书舍＂更添几分珍贵的意义，它不仅是一座名士的故居，更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将世代惠泽杭州的人民。 2009年1月22日，梁羽生因病在悉尼去世，享年85岁。这位与金庸齐名的新派武侠小说开创者，与金庸之间不仅是同行，更是多年挚友。两人早年在香港《大公报》共事，时常一起品书评文、喝酒下棋。 1955年，梁羽生完成连载，金庸则接力推出《书剑恩仇录》。从此，武侠江湖迎来全新的格局。梁羽生和金庸被并称为“金梁双璧”，两人互相激励，既是朋友也是对手。在这段“较劲”的友谊中，梁羽生曾于1994年谦逊地表示，自己只是开启风气之人，而金庸才是将武侠小说推向更高艺术层次的大家。15年后，金庸用同样谦和的态度回应，梁羽生葬礼上，金庸题写的挽联中透出深厚情谊：“亦狂亦侠亦文好朋友，自愧不如者，同年弟金庸敬挽。” 金庸比梁羽生起步晚，却凭前三部作品便被推为“武林盟主”。在《书剑恩仇录》开始，金庸便展现出与梁羽生不同的笔触。他笔下的侠，不再只是正邪分明，而是复杂多面，甚至带着人性弱点。这种风格在《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经典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赋予了武侠更多社会和人性的维度。 在泰国、印尼、越南等地，他的小说被不断翻译再版，深受读者喜爱。新加坡将《雪山飞狐》纳入教材，越南人熟悉书中角色，甚至用“岳不群”或“左冷禅”来形容阴险或两面派。而在北美、非洲等地，中文书店以金庸小说为招牌，有人甚至用“金庸”给自己的孩子命名。 晚年的金庸曾被问及人生该如何度过，他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郭靖、杨过、令狐冲等他笔下的大侠，莫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