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一位风尘仆仆的奴隶找到解放军，迫切的想要解释些什么东西，只听他说“红军”“军营”等，这位奴隶似乎不太会说汉语，但翻译出来后所有人都震惊了。 廖永和1916年出生在安徽金寨县一个穷苦人家，从小就过着苦日子，家里穷得叮当响。1929年，他才12岁，就加入了当地儿童团，帮着站岗放哨啥的。1931年，他成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在红四方面军第十一师三十三团特卫连当通信员，那时候部队从大别山根据地出发，穿过河南湖北，去了川陕根据地。他背着文件袋，东奔西跑，确保消息不耽误。随着部队整编，第十一师成了第三十军，他当上了班长，在第八十九师第二百七十团干活，组织士兵训练，准备打仗。1934年，他在四川苍溪县入了党，后来干过青年干事、连长、党支部书记，还代理过营长。在这些岗位上，他参加过好多次战斗，指挥士兵挖工事，布置阵地。西路军西征时，他是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第二百六十九团第二营副营长。 1937年3月，西路军从倪家营子突围，进了祁连山。为了保存力量，部队分成三个支队游击，他的单位在左支队。在增援高台的战斗中，他右腿中弹，伤得不轻，但还跟着队伍走，结果伤重掉队了。从那开始，他在草原上漂泊了12年。掉队后，他碰上其他11个同志，大家凑成12人小组，他临时负责。大伙大多受伤，只剩3支枪12发子弹，穿得单薄，在零下三四十度的祁连山里走。他们以为部队往西去，就往西追，其实部队去了新疆，拉开了距离。走了20来天，到青海天峻县木里，继续北上，吃动物骨头和死马肉维持。1937年4月，他们在苏里山洞歇脚，第二天一个同志出去探路，被土匪打死。廖永和和一个班长冲出去，也中了埋伏，班长死了，他左膝中弹，昏了过去。一个星期后醒来，两个同志没了，土匪抢了枪走了。他身体弱，让其他同志先走，一个14岁的通信员何建德留下照顾他。 廖永和和何建德在山洞里待了46天，何建德帮他弄吃的喝的。一个50多岁的蒙古族妇女发现了他们，出于同情送来吃的。但她丈夫是部落头人的管家，性格粗暴，发现后跟踪过来，看到他们就把俩人捆了回去。何建德被头人当奴隶，廖永和搁在小棚子里。要不是妇女求情，早被杀了。两个月后，他能拄棍走路了，就被逼去放羊，每天挨骂挨打，吃不饱穿不暖，只裹破皮袍。管家逼他们学蒙古语，不准说汉语，还经常鞭打，身上留了好多疤。1939年，家庭迁到柴达木盆地德令哈，继续放牧。他假装蒙古人，躲过马家军搜查，腿伤让他走路一瘸一拐。1942年，部落打仗时，妇女偷偷给他10块银元和一匹马，他趁乱跑了，住在巴音河边土窑里，以修鞋为生，人叫他“黄师傅”。他娶了个流离的蒙古妇女格敏，生了孩子，后来又迁地方，继续修鞋。 但他心里一直想着回部队。时间长了，他汉语忘得差不多了，只会蒙古语。1949年秋，他听说人民解放军打败了马家军，就决定去找。他给一个蒙古人当骆驼夫，运货去西宁塔尔寺，走了18天。到了后，参加湟中县群众大会，看到共产党旗帜，就冲到县委办公室找书记尚志田。用蒙古语比划着说“大别山”和“红军”，书记不懂，找翻译。翻译一说，大家惊了：他是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九师第二百六十九团第二营副营长，失散12年，一直找组织。他讲了掉队、受伤、被俘、当奴隶的事。书记给他开介绍信，让他去西宁找廖汉生。 廖永和到西宁，找到青海省军政委员会主任廖汉生办公室，用蒙古语说“红军”“军营”，比划军装和枪。没人懂，又找翻译。翻译传达后，大家震惊，他讲了单位细节和领导名字。廖汉生安排核实身份，组织查证他的经历。核实完，1950年3月，他恢复了党籍，进了干部训练班，重新学汉语和党的政策。在班里，他认真学，慢慢捡起汉语。训练后，他被分到德令哈地区工作，当区长，组织生产建设，帮农民修水利，指导工作。他在那干了24年，升到县委书记，领导当地发展，修路建校，协调汉族蒙古族合作，避免纠纷。工作时，他经常去乡村检查，监督进度。晚年，他回安徽金寨安度日子，偶尔讲讲西路军的事给年轻人听。 1995年10月28日，他因病去世，享年79岁。葬礼上，亲友和老同志来了，墓地在金寨，碑上记了他的事迹。他的故事告诉我们，革命道路上，坚持信念有多重要。廖永和从红军到奴隶，再回部队，一路坎坷，但没放弃找党。这反映出老一辈革命者的韧劲，在极端条件下，还保持着对组织的忠诚。相比现在的生活，我们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多想想那些为国家付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