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黄帅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她把一切都交给了时间，对于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她是当时家喻户晓的“反潮流小英雄”。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73年冬天，北京中关村一小的教室里，12岁的黄帅在数学本上写下当天的日记。 她不会想到，这几页带着泪痕的笔记会掀起一场持续半个世纪的教育变革。 那天随堂测验后，她目睹老师用教鞭抽打考了80分的同学，钢笔尖在纸上划出深深的凹痕：“如果学习不好就该挨打，那医院是不是该把治不好的病人都打一顿？” 《北京日报》编辑部里，值班主编反复摩挲着这封辗转递来的日记本。 在“师道尊严”仍是铁律的年代，这个五年级女生用稚嫩的笔迹写道：“老师走过来时我浑身发抖，像被猎人盯住的小兔子。” 1973年12月12日，报纸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刊发这组文字时，特意配发了编者按，谁也没料到这会在全国引发原子弹般的连锁反应。 西城区教育局的电话很快被打爆，有人骂黄帅是“白眼狼”，更多家长却带着孩子来声援。 北京第三棉纺厂的工人老张领着儿子在报社门口蹲了三天，他儿子因为背不出课文被老师用黑板擦砸出脑震荡。“孩子回家说头疼，我们只当是逃学借口。” 老张把诊断书拍在接待桌上时，手指都在哆嗦。1974年春季开学，北京市教育局突然下发通知，要求各校设立“学生意见箱”，这个镶着金边的木盒子后来被孩子们叫做“救命箱”。 黄帅的父亲黄觉成是北航教授，这位留苏归来的航空专家在1974年3月8日的家庭会议上做了个惊人决定。 他拒绝所有媒体的采访邀约，却默许女儿把收到的两千多封读者来信分类整理。 这些贴着全国各地邮戳的信件里，有个云南知青在信纸里包了颗野山参：“我当年被老师打聋了左耳，求你替我问问，知识难道要靠暴力塞进脑子吗？” 1977年恢复高考时，正在密云插队的黄帅白天修水库，晚上打着手电复习。公社书记特意批了假条：“去吧丫头，给那些说反潮流英雄都是文盲的人看看。”1979年夏天，当她以高出录取线87分的成绩走进北京工业大学计算机系时，宿舍楼下总围着好奇的同学。 同寝室的上海姑娘王玲记得，黄帅的蚊帐里永远亮着台灯：“她总说欠了那个被打同学一句对不起，要替所有挨过教鞭的孩子争口气。” 时间来到新世纪，已经成为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编辑的黄帅，在2006年儿童节前夕收到份特殊礼物。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送来新版《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征求意见稿，其中“不讽刺、挖苦、歧视学生”的条款被特意用红笔圈出。 那天晚上，她在博客写下：“三十三年过去，教鞭变成了PPT激光笔，但有些伤害就像刻在树皮上的字，会随着成长越来越清晰。” 2017年冬天，57岁的黄帅在病床上翻看手机里跳动的消息。 她参与推动的《反校园暴力法》正在征集意见，某教育论坛上有个年轻教师留言：“现在孩子打不得骂不得。” 下面最火的回复是：“您当年做学生时，希望被怎样对待呢？”12月10日清晨，这位始终与时代对话的“反潮流英雄”安详离世，枕边放着1973年那本泛黄的日记本。 在黄帅去世半年后，教育部等十一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有记者在发布会上提问为何特别强调教师行为规范，发言人沉默片刻答道：“教育不是雕刻，是唤醒。 我们终于懂得，真正的尊师重道，应该从尊重每一个幼小生命开始。” 如今走进北京任何一所中小学，都能在宣传栏看见黄帅日记的影印件，旁边配着孩子们自己绘制的“理想师生关系”漫画。那个曾颤抖着写下恐惧的小女孩不会知道，她当年种下的种子，正在长成庇荫后来者的参天大树。 信源： 1《北京日报》1973年12月12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 2教育部官网《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2008年修订）》 3新华社通稿《十一部门联合部署中小学生欺凌防治工作》（201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