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岁的老人姚子健，意外发现自己曾是中央特科重要人员。上报中央后，中央为他补发荣誉证书，并提高了他的工资待遇。 这事说起来都带点传奇劲儿。姚老爷子平常就爱坐在院儿里的老藤椅上晒太阳，手里攥着个磨得发亮的搪瓷缸，里面泡着粗茶。 去年秋天整理老屋，儿子在樟木箱底层翻出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打开一看，除了几件打满补丁的旧衣裳，还有张泛黄的毛边纸，上面用毛笔写着“沪西交通线，代号‘老木’，1934年3月”。老爷子眯眼瞅了半晌，突然一拍大腿，“这不是我当年记的暗号嘛！” 没人知道，这位平常总念叨“吃饱穿暖就知足”的老人，十七岁那年曾在上海的弄堂里跟特务玩过“捉迷藏”。1933年，刚从学徒工里被组织挑中的姚子健，成了中央特科的交通员。那会儿上海的租界像块补丁盖在城市上，特科的人得在巡捕房、特务机关的眼皮子底下钻空子。 他记得第一次送情报，是把纸条卷成细棍塞进油条里，在八仙桥的馄饨摊跟接头人对上“今天的荠菜真鲜”的暗号。回来的路上，看见两个穿黑褂子的人盯着馄饨摊打量，他攥着空篮子的手直抖，愣是装作买烟，拐进三条弄堂才敢喘气。 后来他跟着老特科成员学发报，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家修表铺的阁楼里，嘀嘀嗒嗒的电波声得压着嗓子，楼下修表的师傅敲敲打打的声音，倒成了最好的掩护。 有回机器出了故障，他愣是抱着发报机躲在防空洞里修了整夜，天亮时手指被零件划得全是口子，血把机器都染红了。“那时候哪顾得上疼，就怕耽误了消息。”老爷子现在提起来，声音还带着点发紧。 1935年特科成员分散转移，他跟着队伍去了苏区，后来又辗转到了华北。那些年打游击、搞土改，当年特科的经历像块深埋的石头，被岁月盖了层又一层土。 不是不想说，是真没时间想——身边的战友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倒在长征路上，有的牺牲在抗日战场，他自己能活下来，就觉得是天大的幸运。建国后他在地方上做行政工作，同事只知道他是老革命，谁也不知道他还管过“秘密电台”。 直到那张纸条被翻出来，儿子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联系了党史部门。档案馆的同志查了三个月，从泛黄的档案册里找到了“老木”的登记记录：1934年负责沪西至闸北的情报传递，参与过3次重要电台维护。 “没错，就是您。”当工作人员把核实结果告诉老爷子时，他盯着荣誉证书上“中央特科”四个字，眼泪吧嗒吧嗒掉在搪瓷缸上。 现在街坊邻居总来听他讲过去的事，有小孩问他“当特务是不是很厉害”，老爷子总会摆摆手：“我们不是特务，是保护党的人。” 他说最想念当年修表铺的师傅，那位名义上的“老板”，其实也是特科的外围成员，后来在一次行动中被逮捕，再也没回来。“他总说，等革命成了功，就开家真正的修表铺，给大伙修表不收钱。” 想想看，像姚老爷子这样的人，是不是还有很多？他们把最惊险的岁月藏在心里，把最普通的日子过给后人看。这份迟到的荣誉，补的哪是一张证书，分明是对那些“把秘密带进坟墓也不后悔”的灵魂的一声应答。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