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慈禧来到山西首富乔家，要借十万两白银应急。乔致庸说：“30万都行，但

1900年，慈禧来到山西首富乔家，要借十万两白银应急。乔致庸说：“30万都行，但老佛爷得拿一样宝贝换。”慈禧听了乔致庸索要的“宝贝”后，喜笑颜开，很痛快的答应了。 这年的8月15日清晨，慈禧太后换上一身深蓝色粗布衣服，把珍珠耳环换成银质的，光绪皇帝则穿着深蓝色长衫，两人带着瑾妃、载漪、溥儁等少数亲信，在马玉昆的武卫左军护送下，从神武门仓皇出逃。 这支临时拼凑的队伍连像样的仪仗都没有，光绪皇帝骑着一匹普通的枣红马，慈禧的骡车更是简陋，路上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一行人第一天只走到昌平贯市，慈禧渴得厉害，只能让太监向村民买了些绿豆汤，用粗瓷碗捧着喝。晚上在破庙里过夜，慈禧和光绪就着油灯啃干粮，连铺盖都没有。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进入山西境内才稍有好转。 山西巡抚毓贤早就接到密报，提前在直隶与山西交界处的娘子关布下仪仗。可当慈禧的銮驾真正抵达时，这位封疆大吏还是吓了一跳 ，太后的衣服沾着尘土，皇帝的靴子都磨破了边，随行的太监宫女个个面黄肌瘦。 毓贤赶紧把自己的轿子让给慈禧，又从太原府调来厨子，才算让逃亡队伍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 但真正的难题还在后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各省的赋税无法按时上缴，而逃亡队伍的开销却与日俱增。光是护卫的禁军、随行的官员就有上千人，加上各地官员的接驾费用，每天的消耗如同流水。 到了太原府后，负责财政的户部官员给慈禧算了笔账：要想维持流亡朝廷的运转，至少需要五十万两白银应急。 毓贤搜刮了全省的藩库，也只凑出十几万两，远远不够。就在慈禧愁眉不展时，军机大臣荣禄提醒道：“山西多富商，乔家、渠家、曹家都是累世巨富，或许可以向他们暂借。” 慈禧眼前一亮，立刻让毓贤拟定名单，乔家因为在山西商界的声望，被排在了第一位。 消息传到乔家堡时，乔致庸正在召开家族会议。这位从二十多岁接手家业，将乔家生意从山西拓展到全国的商界奇才，虽然已年过七旬，但头脑依然清晰。 当账房先生念出太原府送来的 “借银” 公文时，在座的乔家子弟都倒吸一口凉气。 乔致庸的长孙乔映霞说：“十万两可不是小数目，朝廷现在自身难保，这银子借出去，怕是有借无还啊。” 二孙子乔映奎接口说：“不借更不行，太后亲自开口，若是推辞，咱们乔家在山西的生意就没法做了。” 夜深人静时，乔致庸独自来到家族祠堂，沉思良久后，叫来亲信说：“去请票号的掌柜们明天来议事。” 第二天，乔致庸再次召集族人开会，不过这次多了十几个票号的掌柜。 太原分号掌柜王宗禹说：“老东家，依小的看，这银子必须借，但不能白借。朝廷现在最缺的是脸面，咱们得让太后觉得这是交易，不是施舍。” 乔致庸问：“怎么个交易法？” 王宗禹说：“咱们要的是朝廷的承诺，最好是能拿到太后的御笔题字，这可比任何借条都管用。” 乔致庸眼睛一亮，乔家大院刚建成的大门还没有匾额，若是能得到慈禧的亲笔题字，不仅能光耀门楣，更能成为乔家的护身符。但接索要御笔太过唐突，必须换种方式。 经过三天三夜的商议，乔家终于拿出了应对方案。当山西布政使带着侍卫来到乔家大院时，乔致庸率领全家子弟在门口迎接。 布政使开门见山：“太后銮驾驻跸太原，急需银两应急，不知乔家能否相助？” 乔致庸说：“朝廷需要十万两白银，乔家愿出三十万两，但老臣有个不情之请。” 布政使愣住了，原本准备好的说辞全用不上了：“请讲，只要本官能办到的。” 乔致庸说：“乔家大院新修了门楼，一直没有合适的匾额。若是太后能赐墨宝，乔家上下感激不尽，这点心意实在不算什么。” 这番话说得既谦卑又得体，既给足了朝廷面子，又明确了自己的诉求。 布政使回太原复命，慈禧听后哈哈大笑：“这乔致庸倒是会做生意，三十万两换块匾额，值了！” 在乔致庸见到慈禧的那天，一番寒暄后，慈禧在太监们铺好宣纸，研好墨汁后，拿起笔略一沉吟，写下 “福种琅嬛” 四个大字。 这四个字出自《幼学琼林》，意为 “把福气播种在仙境般的地方”，既夸赞了乔家大院的气派，又寓意吉祥。 写完后，慈禧还特意盖上了朱印。 乔致庸捧着匾额，激动得老泪纵横，再次叩首谢恩。慈禧看着他诚恳的样子，心情大好，又额外赏赐了四幅画作，都是宫廷画师的精品。 三十万两白银的交割颇有讲究，乔致庸没有直接送现银，而是利用乔家遍布各地的票号网络，开具了三十万两的银票交给朝廷。这种做法既避免了押送现银的风险，又向朝廷展示了乔家票号的实力。 乔致庸没有把这笔钱称为 “借款”，而是 “捐献”，这让慈禧倍感体面。作为回报，朝廷不仅在后来归还了部分银两，还给予乔家经营官盐的特权。食盐专卖一直是朝廷的重要财源，寻常商人根本无法染指。乔家借此机会，将生意扩展到了盐业，利润比票号还要丰厚。 慈禧返回北京后，多次在大臣面前称赞乔家票号 “汇通天下，信誉卓著”，无形中又给乔家做了免费宣传。#头号创作者激励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