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马承源在香港的一家古玩店里闲逛，却看到角落里有一套青铜编钟。旁人都道这是赝品，可马承源却对其十分的感兴趣。店主暗喜，直言表示：“你要是喜欢3万也可以。” 1990年深秋，香港的街头飘着丝丝凉意。马承源本是来参加一场青铜器学术研讨会，会后他独自在古董街漫步，不经意间走进了一家不起眼的古玩店。店内昏暗的灯光下，各类古董琳琅满目地陈列着，但马承源的目光却被角落里那套蒙着灰尘的青铜编钟吸引住了。 他蹲下来，手指隔着薄薄的手套，轻轻拂过编钟表面的铜绿。那铜绿不是后世仿造的浮艳色块，是带着细密裂纹的“老生坑”，指甲刮上去，能感觉到底下青铜的坚实质感。旁人围着看了两眼就摇头，说纹饰模糊、钟体歪斜，一看就是民国时期的仿品，也就骗骗外行。马承源没说话，只是把编钟最底下那枚最小的拎了起来。 钟体内侧，靠近钟口的地方，有几处极浅的刻痕。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放大镜，对着光瞅了半晌，呼吸猛地顿了一下。那是几个篆书铭文，虽然被铜锈糊了大半，可“曾侯”两个字的轮廓清清楚楚。他研究了一辈子青铜器，战国时期曾国的器物铭文有个特点，“曾”字的竖笔收尾总带着个细微的弯钩，眼前这刻痕，分毫不差。 “老板，这编钟哪来的？”他抬头问，声音里带着自己都没察觉的发紧。店主是个精瘦的中年人，见他看得仔细，脸上堆着笑：“前阵子收的，说是从内地流过来的。您要是真心要，3万港币，不还价——您看这铜皮，敲着还有声儿呢。”说着拿起个小锤要敲。 “别！”马承源伸手拦住，手心都有点出汗。老编钟的合金比例特殊，经过两千多年的氧化，内部结构早就稳定了，猛敲容易震裂。他把钟放回原位，心里飞快地盘算：这套编钟共12枚，从大小看是成组的乐器，铭文虽残，但“曾侯”二字已足够说明分量。曾国是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其青铜器存世极少，上海博物馆里至今没有完整的编钟藏品。 可3万港币在1990年不是小数目。那会儿上海博物馆的文物征集经费紧张，他出来开会带的公款也就5万，这一下就得花去大半。他摸了摸口袋里的钱包，里面是自己的私房钱，加起来不到两千。 “能不能再少点？”他尽量让语气平静，“你看这钟体，有两处磕碰，修复起来得费不少功夫。”店主眼珠转了转，大概觉得这老头是真懂行，咬了咬牙：“2万8，再少就亏本了。” 马承源没再还价。他当即从公文包里翻出支票本，手抖着填了数字。签完名，他盯着编钟，突然问店主：“你知道这上面的字是什么意思吗？”店主愣了愣：“不就是些老字儿？能值多少钱才重要。” 他没解释。心里却像压着块石头——这些年，多少国宝级的文物就这么被当成“老物件”，在海外市场上被随意倒卖？他记得1986年去英国考察，看到大英博物馆里摆着的西周青铜器，铭文记载着周王赏赐诸侯的史实，那本该是咱们自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当天下午，马承源就把编钟小心翼翼地打了包，托运回上海。博物馆的同事们开箱时都吃了一惊，有人看着那粗糙的外观直皱眉：“马馆长，这不会真是赝品吧？”他没急着辩解，只是让人把编钟送去实验室。 检测结果出来那天，整个考古部都炸了。这套编钟的合金成分与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完全吻合，碳十四测年显示距今2400年左右，正是战国中期。那模糊的纹饰，其实是“蟠虺纹”的变体，因为长期浸泡在水中，才显得不清爽；所谓的“歪斜”，是铸造时特意设计的“枚”（钟体上的突起）分布不均，为的是让音色更浑厚。 最关键的是那几处铭文，经过清理补全，完整写着“曾侯乍（作）宗彝”，意思是曾侯制作的宗庙礼器。这一下，填补了曾国音乐考古的空白。后来有文物商人听说了，专程找到上海博物馆，说愿意出300万回购，被马承源直接赶了出去：“给3000万也不卖！这是国家的东西，不是用来赚钱的。” 有人说马承源运气好，捡了个大漏。他听了只是摇头，指着编钟上的铜绿给年轻人看：“哪有什么运气？是这些老物件自己在说话。你懂它，它就跟你走；你不懂，它就永远是别人眼里的‘赝品’。” 那年冬天，编钟在上海博物馆首次展出，玻璃柜前挤满了观众。马承源站在远处看着，有个小姑娘指着编钟问爸爸：“这些铃铛怎么这么旧呀？”爸爸说：“因为它们等我们等了两千多年呀。”他听着，眼圈突然有点热。 这套曾侯编钟，后来成了上博的常设展品。旁边的说明牌上，没提它是怎么从香港回来的，只写着“1990年征集”。可圈里人都知道，那2万8千港币背后，是一个老文物工作者对“回家”两个字的执念。 文物不会说话，但总有人愿意当它们的传声筒。马承源们这辈子做的，不就是让那些流落在外的“时间碎片”，重新拼凑出民族的记忆吗？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