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李宗仁下令释放杨虎城，他为何没能脱险？一个军阀罪责难逃 “时间不多了，得尽快把杨虎城救出来。”——1949年1月4日，南京总统府会议室，李宗仁压低声音对高级顾问说道。 这句话，后来几乎成了一个讽刺。下令的人位高权重，被救的人命悬一线，最终却是溅血歌乐山。原因并不玄乎：在那风雨欲来的半年里，国民党体系已碎成若干孤岛，每一座孤岛只顾自身沉浮。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震动中外。张学良押蒋介石回南京，杨虎城则被蒋暗中记上一笔“血账”。一年后，张被软禁，杨被诱赴开封，继而转押贵州。自此，十余年铁窗。外界战争风云变幻，他只能通过看守口中的零星闲谈猜测天下大势。 1947年4月，杨虎城一家被转运重庆。两年奔波，牢房换了城市，更换不了枷锁。年底，夫人谢葆贞因抑郁服药，年仅三十六。那天夜里，狱墙外寒雨如注，杨虎城把外衣披在尸身上，撑了两柱香，没掉一滴泪。第二天，他一夜白头。 进入1949年，新局面出现。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为给和谈添筹码，他连签三道命令：释放政治犯、整顿保密局、削弱川渝军阀势力。文件送到重庆行营时，报务员发来回电：“杨森接令，表示遵办。”字面漂亮，实效为零。 杨森是谁？四川王，自号“大定军长”。自1910年代起就习惯在缝隙里生存。此时他看到李宗仁，看到南京的命令，却更看到了海南岛往东的台湾——蒋介石正在布新局。杨森相信：老蒋哪天若翻身，自己若背了“放虎”罪名，恐怕棺材板都压不住。 于是他玩起太极：口头答应，行动拖延，把锅一股脑甩给保密局。保密局是蒋的嫡系，局长毛人凤不在重庆，更方便推诿。记者堵门，杨森干脆敲着毛宅大门，高喊：“毛局长不现身，我也没办法！”摆足苦主。 不能放，也不能一直关着。8月，重庆物价飙升，谣言四起。保密局西南督察室主任周养浩找到徐远举：“风声紧，再拖就漏底，先把杨虎城送回贵州山沟，眼不见心不烦。”名单送往南京，李宗仁已无暇顾及。 渡江战役打响。局势急转直下。8月27日夜，南岸罗家湾何龙庆公馆灯火通明。毛人凤抵渝，指着地图交代一句：“别让解放军看到活的政治犯。”随后递上“绝密协定”，每个参与者按手印，发毒誓。 9月6日深夜，阴雨。杨虎城与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及宋绮云一家，被捆绑塞入军车，经长江渡口驶向歌乐山戴公祠。事前没有宣判，没有手续，连行刑队伍都是临时拼凑。 大门乍开，灯火骤灭。短促嘶喊后，一切归于沉寂。八岁女孩杨拯贵拼命挣扎，被特务用皮带勒断呼吸。宋振中，小名“小萝卜头”，手里还攥着父亲写给他的字条，半分钟后刀光掠过，血水浸透纸角。 当天凌晨4点，特务清点尸体，向毛人凤覆命：“任务完成。”七小时后，城内贴出布告：杨虎城等“叛乱要犯”畏罪自杀。可笑的是，谁都知道连自己都不信。 九月底，重庆解放，接管人员在歌乐山找到简易土坑和残碎文件。周养浩被俘，很快交代全部细节，血案全貌遂曝光。此案最终被归于“毛人凤—杨森系统”主导，李宗仁的“特赦令”成了一张废纸。 1950年，杨森已退往台湾。台湾当局对外宣称“无可奉告”。多年后，有人问他如何看待歌乐山事件，他沉默片刻，只抛出一句：“那是战时非常措施。”简单六字，隔开了生与死，也挡住了责任与良知。 今天回溯，当时想救杨虎城，并非毫无可能。解密文件显示，南京国府2月曾讨论以杨虎城为“和谈信号”，但方案被毛人凤否决，理由是“放虎归山，必成后患”。这八个字，足以决定一个家庭的灭顶。 冷冰冰的权力赛跑中，李宗仁、杨森、毛人凤各自打算盘。有人想用杨虎城换政治筹码，有人担心放走仇敌，有人干脆借机立功。轮到杨虎城，无权求饶。他惟一能做的，就是在押解途中写下那首四句诗——短短二十八字，比十年牢狱更苍凉。 值得一提的是，1957年南京军区整理西安事变史料时，一名军史干部在档案袋夹层里发现李宗仁当年批红的“赦释令”原件，纸页泛黄，钤印依稀，却再无执行意义。它像一块漂浮木，在汹涌暗潮中兀自打转，终未抵岸。 至于杨森，1970年代病逝台北，终身未受司法追责，但在大陆出版的《军阀旧案》《歌乐山档案》中，他的名字被标得很亮。历史不急，债总要有人还。死者安息，活人铭记，这就是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