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曾任海军参谋长的开国中将周希汉，在女儿周晓红的带领下见到了一位60多岁的老汉。此人自称是他的老部下，希望周希汉能给他开一纸证明，可周希汉却怎么想也想不起来这位老汉的身份。 1987年的秋天，北京的胡同里还飘着淡淡的槐花香。74岁的开国中将周希汉，正坐在院子里看报纸。他两个月前刚办完离休，本想着能过几天清净日子，没成想，这天下午，最疼爱的小女儿周晓红领着一个陌生老汉走了进来。 “爸，有位老同志非要见您，我给带来了。” 周希汉抬头一看，眉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倒不是他架子大，而是眼前这位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满脸风霜的老汉，已经是第三次登门了。前两次，秘书都当是打秋风的骗子，给挡了回去。周希汉知道这事，也觉得秘书做得没毛病。可他万万没想到，这老汉竟然找到了自己女儿头上。 女儿周晓红心善，看老汉千里迢迢从山西过来，两次被拒，实在可怜，就动了恻隐之心。 周希汉压下心里的不快，客气地请老汉坐下，开门见山：“老乡，你有啥事？” 老汉搓着手，有些局促地说，自己曾是他的通信员，后来受了伤回乡务农，现在日子紧巴，希望老首长能给开个证明，证明他1947年就入了党，好回去找组织提高点待遇。 周希汉一听，心里就犯了难。他盯着老汉的脸看了半天，记忆里实在搜刮不出这么个人。为了稳妥，他问道：“你是在哪支部队给我当的通信员？” “太岳军区！”老汉答得很快，“那会儿您是旅长。” “不对，”周希汉立刻纠正，“我在太岳军区是参谋长，不是旅长。” 空气瞬间有点尴尬。老汉似乎怕他不信，赶紧补充了许多当年的战斗细节。周希汉仔细听着，发现这人说的，有的对得上，有的却有出入。这就麻烦了，通信员不像警卫员那样天天跟在身边，尤其是在战事繁重的太岳时期，人员调动频繁，他一个参谋长，精力全在战局上，记不住一个短暂接触过的通信员，再正常不过。 老汉看将军面露疑色，急了，从怀里掏出一枚荣誉勋章，又激动地撸起袖子，露出胳膊上几道深可见骨的伤疤。 一旁的周晓红眼圈都红了，她彻底信了，拉着父亲的胳膊小声说：“爸，您就帮帮他吧。” 周希汉却没动。他这辈子什么伤没见过？这些都证明不了你在“太岳军区给我当过通信员”。他一生傲骨，原则性极强。想当年在红军时期，他当作战科科长，打了败仗，军长何畏把气撒在他头上，拔枪对着他“砰砰砰”就是五枪，全打在了旁边的墙上。周希汉眼皮都没眨一下，还梗着脖子说：“军长，你枪法不行啊。”何畏气得让人把他拖出去打了二十军棍，打完又觉得理亏，亲自炖了老母鸡汤去医院看他。就是这么个宁可挨枪子儿也不肯低头的人，怎么可能在一件历史身份存疑的事情上，随手开证明？ 在他看来，给历史身份开证明是天大的事，必须慎之又慎。更何况，他认为老汉当时每年能从政府领400元补贴，在那个年代已经算不错了。多少特等功臣解甲归田，一辈子没给组织添过麻烦。 周希汉最终还是摇了摇头，态度温和但坚定地告诉老汉，这事得按规矩办，去找地方上的组织部门核实，他个人不能乱开这个口子。 老汉眼里最后一点光也熄灭了。周晓红心里难受，送他出门时，偷偷塞了些钱给他，让他先回家，再按正常流程试试。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可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山西那边的地方政府真的寄来一封公函，附带着一位老兵的档案。信里说，有位叫李安甫的老兵，一直在申请恢复党籍，他反复提到自己曾在太岳军区给一位姓周的首长当过通信员，还讲了一件小事。 信里写道：“1942年太岳山反扫荡，战斗中周参谋长腿部负伤，血流不止。时任卫生员的李安甫情急之下，从自己身上撕下一块布，为首长包扎。首长当时对他说：‘小同志，这块布我留着，将来好认你。’” 周希汉读到这里，猛地站了起来，冲进卧室，在一个旧皮箱的夹层里翻找起来。片刻之后，他拿着一块早已洗得发白、边缘磨损的布片走了出来，布片上，还依稀可见一个用针线歪歪扭扭缝上去的“周”字。 就是他！那个当年只有十五六岁、在枪林弹雨里给他包扎伤口、瘦得像根豆芽菜的小卫生员“小石头”！记忆的闸门轰然打开，将军的眼眶瞬间湿润了。他忘了那个年轻士兵的名字，却一直珍藏着这份情义。 他当即提笔，不仅为老人写了最详尽的证明，还以个人名义给山西民政部门写信，请求务必妥善解决这位老英雄的待遇问题。 这位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将军，也曾把军队那套“绝对服从”的逻辑用在家里，结果是和女儿周晓红爆发了一场长达十年的“冷战”。 十年间，她憋着一股劲，拼命工作，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那年，在北京海军招待所，她把一份打印好的文件放在父亲面前，上面清清楚楚列着四条“谈判意见”，核心要求是：父亲必须收回当年说她“勾勾搭搭”的评价，并向她道歉。 而周希汉将军呢？面对女儿的“谈判文件”，他沉默了许久，最终选择了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