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在印尼教书的刘峙，给台湾的好友顾祝同写去求助信。顾祝同去找老蒋说：“让一个上将滞留于爪哇，传出去也不好。
1949年秋，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全面溃败，曾经的“徐州剿总”司令刘峙面临人生重大转折。
这位早年追随蒋介石、官至陆军二级上将的军事将领，因在淮海战役中的失利彻底失宠，既不敢随蒋赴台，又不愿留居大陆，最终带着三姨太黄佩芬及子女避居香港。
靠着多年积攒的丰厚家底，他在港岛购置房产当起寓公，本想过几天太平日子，谁知树欲静而风不止。
某日清晨，刘宅门铃骤响。
十几个身着旧军装的汉子径直闯入，领头者说：“刘长官，兄弟们如今连稀粥都喝不上了。”
这些昔日的部下如今沦为流民，三天两头上门勒索。
刘峙起初还想摆长官架子，却被对方亮出的匕首吓得直冒冷汗。
黄佩芬哆哆嗦嗦从保险柜取出金条分赃，这般情景反复上演数月后，刘峙意识到香港已非久留之地。
1950年初，刘峙听从南洋华侨富商建议，携家眷登上开往雅加达的货轮。
途经新加坡时遭遇海盗洗劫，装有美钞的行李箱被洗劫一空。
抵达印尼海关又遭军警盘剥，随身携带的港币被搜刮殆尽。
原本计划在当地开设橡胶园的生意因资金短缺告吹，曾经挥金如土的“福将”不得不搬到物价低廉的茂物市，挤在唐人街破旧板房里艰难度日。
转机出现在黄佩芬身上，这位北平女子师范毕业的姨太太，在华侨小学谋得教员职位。
每月十五块印尼盾的微薄薪水勉强维持全家温饱，但好景不长。
1951年冬，黄佩芬接到香港亲戚病危的电报。
离岗探亲意味着丢掉饭碗，情急之下她向校长推荐丈夫代课：“我家先生读过保定军校，当过黄埔教官。”
面对校方的质疑，五十九岁的刘峙挺直腰板：“地理课我能教，北伐时我走过大半个中国；国文课更不在话下，蒋委员长的讲话稿我都起草过。”
这时，他拿着粉笔在黑板上画出精密作战地图，把《岳阳楼记》讲得金戈铁马。
孩子们听得入神，老校长当场拍板：“刘先生带毕业班！”
从此茂物街头常见奇景：清晨薄雾中，前国军上将拎着公文包赶电车，腋下夹着学生作业本；午休时蹲在走廊啃冷饭团，还要防备同事追问“当年徐州八十万大军怎么败的”。
靠着每月二十八块印尼盾的薪水，刘家日子渐有起色。
黄佩芬归来后改教音乐课，夫妻俩的教师收入竟比在国内当封疆大吏时更稳定。
安稳日子没过两年，印尼排华风潮骤起。
1952年深秋，刘峙目睹邻街华人商铺遭暴徒打砸，连夜修书向台湾旧友顾祝同求救：“若校长念旧情，盼赐栖身之所。”
这封信经多方辗转摆上蒋介石案头，彼时台湾正处风雨飘摇之际，老蒋唯恐这位“将军”在海外口无遮拦，遂批准其返台。
1953年元宵节，刘峙全家登上开往基隆的客轮。
故交何应钦到码头迎接，望着满头华发的落魄上将唏嘘不已。
蒋介石虽赏了个“总统府战略顾问”虚衔，却明令禁止其接触军务。
每月领着四百新台币的干薪，刘峙蜗居在台中雾峰乡的日式平房里，开始撰写回忆录消磨时光。
这部用钢板刻印的《我的回忆》在台北军政圈引发热议。
昔日的学生胡宗南送来五十块银元润笔费，同僚孙元良却在酒桌上讥讽：“他把徐州战败全推给杜聿明，当别人都是傻子？”
最让刘峙痛心的是1965年黄佩芬病逝，结发三十载的伴侣离去后，他整日对着院里的榕树发呆。
1971年1月，七十九岁的刘峙在台中荣民医院咽下最后一口气。
主治医师翻开病历本，死亡原因栏写着：糖尿病并发尿毒症。
追悼会上，昔日同袍送的挽联写着“北伐骁将，中原名帅”，却无人提及淮海战役。
装着骨灰的陶罐存放在台北市郊灵骨塔四层拐角，与万千大陆迁台者的亡灵共处一隅，静静注视着海峡对岸的故土山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