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去幼儿园看望孩子们，有个小朋友说：毛主席，咱俩名字一样 【1946年2月，延安东郊】“毛伯伯，您真的和我同名吗？”奶声落下，操场一阵窃笑。毛泽东抬手理了理衣领，半蹲着答：“你先告诉我，你叫什么？”那个胖墩墩的小男孩挺起胸脯：“我叫席毛！”两个字顺序一调换，他自豪得不得了。毛泽东哈哈大笑，周围几十张被风吹得通红的小脸也跟着笑成一片。 笑声掩不住战况紧张。两周前，胡宗南部队沿公路逼近延安，中央决定将指挥机关向陕北腹地机动，临行前最惦记的就是这些孩子。毛泽东拂袖走出枣园窑洞时说：“老人转移按方案执行，孩子一点不能落。”随行警卫员记下这句嘱托，连夜把洛杉矶托儿所列进第一批护送名单。 托儿所在延安城北。前身是1938年春建立的保育院，最初不过几孔窑洞，七个娃，最大的四岁，最小不足百日。筹建时，周恩来穿梭西安、重庆募集物资，宋庆龄在香港联络华侨寄来奶粉、缎布与一台磅秤。那台磅秤今天还在院子角落，漆皮斑驳，却是孩子们的宝贝，每次称重都像过节。 1938年至1945年，托儿所三迁四搬。日军飞机轰炸延安的那天，老师们把孩子塞进山沟，自己趴在洞口挡飞石。事后清点，一个不缺。所长王茜平把被炸塌的院墙描成漫画贴在食堂，她说：“让娃娃记住，墙塌人没倒。” 扩招从1944年开始。八路军各师团陆续把孤儿送来，刘太行、邓林、左太北……名字像一串战报，从太行山、江南水乡飘到黄土高原。入所第一件事是体检，第二件事是改睡“统一号”木床。木床由陕甘宁边区政府木工厂赶制，每张刻编号，方便空袭时点名。 毛泽东自己的女儿李敏也在这里。早先她住老乡家，靠“百家饭”供养。托儿所初办，毛泽东拍板：“先把娇娇送去。”文件留档，序号001。李敏后来回忆：“每天早晨唱《跟着毛主席天天向上》，其实我不懂歌词，只觉得旋律有劲。”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延安城灯火通宵，托儿所熬了两锅羊肉，孩子们吃得满脸油。但和平没持续多久，国共谈判破裂，战事再起。战备物资有限，托儿所把鸡圈拆了做防弹掩体。老师开玩笑：“鸡暂时让路，等胜利了再请它们回来。” 来到1946年2月这一天。毛泽东顶着寒风进院，脚刚踏上操场就被孩子围住。“毛伯伯好！”“毛伯伯您冷不冷？”几个胆大的拉他大衣下摆取暖。所长汇报撤离计划：分三批，女童走陕西安塞北线，男童走延川东线，重病娃单独护送。毛泽东点头，又嘱咐一句：“无论多难，别让他们饿一顿。” 就在此时，席毛挺身“报重大情况”，便是那声“名字一样”。众人笑过，毛泽东摸着他的脑门问：“长大想干啥？”“当八路军，揍坏蛋！”稚声分外响亮。警卫员在旁低声说：“这娃父亲去年在临汾阵亡，母亲下落不明。”毛泽东眼圈微红，手臂却抱得更紧：“小家伙，等你穿上军装，我给你配发红星。” 几分钟后，他走向教室门口，粉笔在黑板写下四个字：儿童万岁。写完不加注释，转身离开。雪末春初的风灌进走廊，把白粉末吹成一缕轻雾，落在课桌，也落在孩子们的棉帽上。 撤离行动持续到三月。洛杉矶托儿所最后一批队伍出发时，延河岸边只有几个老师挥手。所长回头望见空荡操场上那台磅秤，像一名沉默哨兵。她随手把磅秤扛上毛驴：“称体重的家当，丢不得。” 三年后，西柏坡电台传来消息：全国胜利在望。旧日托儿所的孩子，有的随部队一路南下，有的进入北平华北大学读书。席毛则跟随第十八集团军教导旅，在河南获嘉参加剿匪战斗，十四岁记一次三等功。别人问他名字，他还是那句自我介绍：“我跟毛主席同名，只是顺序换了。” 不久，他把奖章寄到延安旧址，附言寥寥：当年承诺，现在兑现一半。 那天，小小的操场留下了一声爽朗的大笑，也见证了一段对未来的托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