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张作霖治下的铁路局长常荫槐因公出差。听手下说头等包厢有个男客，不买票还嚣张跋扈，于是前去查看。 1925年，东北还是“大帅”张作霖的地盘。他手下有俩猛人，一个管枪，叫郭松龄；一个管钱，叫常荫槐。 常荫槐这人，搁现在绝对是上热搜的“硬核局长”。他当时是“京奉铁路局”和“东三省铁路局”的头儿，相当于把控着整个东北的交通大动脉。这张作霖的军饷、军火，很大一部分都得靠他管的铁路来运转和创收。可以说，他是张作霖的“财神爷”，而且是个不怎么笑的财神爷，出了名的公事公办，眼里不揉沙子。 这天，常荫槐因公出差，正在自己的专车上办公。火车开着开着，列车长一脸为难地跑来报告：“常局长，头等车厢里有位军爷，带着几个兵，占了个包厢，不买票，还挺横。” 常荫槐一听，眉毛就立起来了。他治下的铁路，规矩比天大。别说你是个军爷，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得买票上车。他放下手里的文件，站起身，一句话：“我去看看。” 到了头等包厢门口，只见一个年轻军官翘着二郎腿，正跟手下吹牛。常荫槐走进去，客客气气地问：“这位长官，乘车需要补一下票。” 那军官斜眼看了看他，压根没当回事，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你知道我是谁的人吗？就敢来要票？” “我不管你是谁的人，上车就得买票，这是铁路的规矩。”常荫槐声音不大，但字字千钧。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那军官“噌”地一下站起来，手直接按在了腰间的枪套上，吼道：“老子是郭松龄军长的部下！郭军长你懂吗？我们给大帅打天下，坐个火车还要什么票？！” 这已经不是一张车票的事了，这是赤裸裸的特权对规则的挑衅。 常荫槐什么人？他连张作霖本人的账都敢审，会怕你一个狐假虎威的副官？他脸色一沉，对手下的铁路警察说：“把他给我缴了械，带走！” 这下那军官傻眼了，没想到碰上个这么硬的茬。几个铁路警察如狼似虎地上去，三下五除二就把他和他的兵给控制了。人，就这么被扣下了。 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郭松龄的耳朵里，郭松龄当时是什么地位？奉军中的第一猛将，张学良的老师兼铁哥们，手握七万精锐，可以说是奉系集团的“少壮派”领袖，风头正劲。听说自己的手下被一个铁路局长给扣了，郭松龄的火气“腾”地就上来了。 他立马给常荫槐打电话，电话里估计没啥好话，核心意思就一个：赶紧放人，不然给你好看。 要是换个圆滑点的人，可能也就坡下驴，卖郭军长一个面子，把人放了，大家以后好相见。但常荫槐偏不。他顶了回去：“郭军长，您的人不守规矩，我就得按规矩办事。人，不能放。” 电话两头，一个是枪杆子，一个是钱袋子，就这么僵住了。 这事儿最后捅到了张作霖那里。郭松龄和常荫槐，手心手背都是肉，这张作霖怎么选？ 这位“东北王”听完前因后果，没半点犹豫。他把郭松龄叫来，一顿臭骂，据说原话的大意是：“你算个什么东西！铁路有铁路的规矩，常荫槐就得按规矩办事！别说是你的人，就是我老婆坐车不买票，他常荫槐照样可以抓！” 这话，够狠，也够明白。张作霖支持了谁？他支持了常荫槐，支持了规则。 为什么？张作霖是土匪出身，靠枪杆子打的天下，他难道不懂“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他当然懂。但他更懂一个道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这个“水”，对当时的张作霖来说，就是他治下建立起来的秩序和系统。铁路是什么？是给他运兵、运粮、运军火的生命线，更是给他带来源源不断收入的“聚宝盆”。资料显示，当时京奉铁路每年的盈利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大洋，是奉系军阀最重要的财政支柱。 如果今天郭松龄的兵可以不买票，明天李景林的兵是不是也可以？长此以往，军纪何在？铁路的规章制度岂不成了废纸一张？铁路收入乱了，他拿什么养活几十万军队？ 所以，张作霖维护的表面是常荫槐，实际上是在维护自己的“钱袋子”，维护整个奉系集团赖以生存的经济秩序。 他是在告诉所有手下，特别是那些手握兵权的骄兵悍将：你们再能打，也得在我画的圈里活动。这个圈，就是规矩。 他明白，权力的最高境界，不是随心所欲地破坏规则，而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则，让所有人都去遵守，从而让自己的权力基础更加稳固。 这次“火车票事件”，让郭松龄颜面尽失，也加剧了他和张作霖、以及奉系旧派人物之间的矛盾。仅仅几个月后，1925年11月，郭松龄倒戈反奉，差点就把张作霖赶下台。当然，郭松龄最后兵败身死。 1929年1月，张作霖已经被日本人炸死，东北换了“少帅”张学良当家。常荫槐和另一位奉系元老杨宇霆，因为反对东北易帜等问题，被张学良不经任何审判，直接在帅府内用乱枪处决，史称“杨常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