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底，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找来原红30军政委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从军职将为营职，一下连降五级，但李先念却同意了。毛主席知道后，否决了这项任命。 延安窑洞里的一次谈话，差点让日后的国家主席从军政委变成营长。从军政委到营长，连降六级，一般人都难以接受，然而李先念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这个看似平常的人事安排，背后却藏着什么玄机？毛主席为何要亲自干预？这次”降职风波”又如何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延安马列学院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1938年底的一天，时任后方政治部主任的谭政找到了正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的李先念，准备和他谈工作分配的事情。 说起李先念的来历，那可真不简单。这个湖北黄安的穷小子，因家境贫寒，幼年时期的李先念未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12岁时便出门谋生，在汉口学木工，被人叫做”小李木匠”。1927年11月，李先念参加黄麻起义，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启了他的革命生涯。 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血雨腥风中，李先念迅速成长为红军的骨干力量。1933年，年仅24岁的他就当上了红四方面军第30军政委，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级干部。长征途中，他还率领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攻占懋功，实现了与中央红军的历史性会师。 不过，李先念最传奇的经历还得数西路军的那段岁月。1936年，红四方面军一部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李先念作为红30军政委参与了这次悲壮的征战。红9军在古浪城遭受重创，红5军鏖战高台，也就红30军还能形成战斗力，徐向前回延安汇报工作后，部队的指挥权完全落到了李先念手中。 面对马家军的重重包围，李先念做出了一个关键决定。李先念带着剩下的队伍，一路历经艰难险阻，终于抵达了星星峡，一盘点人数，竟然只剩下400多人了。就这样，他硬是从绝境中带出了一支队伍，为党保存了宝贵的革命火种。 1937年底，李先念回到延安，先后在抗大和马列学院学习。西路军的失败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但他更想的是赶紧到前线抗日。“先念同志，组织上决定派你到八路军129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谭政也十分的爽快，直接开门见山的就将真实情况说了出来。 这个安排让人有点意外。要知道，早在红军时期的1933年，李先念就担任了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的政委，是正儿八经的军级干部，但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却被分配到营一级别，一下子降了6级！在当时的干部调整中，这简直是闻所未闻。 为啥会出现这种情况？说白了，还是因为张国焘的事情牵连。红军长征途中，张国焘由于个人野心膨胀，竟然妄想南下，另立中央，但好在张国焘最后是以失败而告终，他本人也在长征结束后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李先念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高级干部，虽然也和张国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难免还是被牵连其中。 换成一般人，从军政委降到营长，心里肯定不好受。但李先念的反应却让谭政刮目相看。他表示：“坚决服从组织的安排。”这话说得干脆利落，没有一点拖泥带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能有这样的胸怀和觉悟，确实不容易。 不过，毛主席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毛主席听说了这件事后非常着急，对李先念说道：“这太不公平了！”主席找李先念谈话，问他认不认识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李先念说：“不仅认识，还很熟。”又说：“我跟他一起打过游击”，“还在一个铺上打过滚呢！”毛泽东听着，满意地笑了。 就这样，在毛主席的过问下，李先念的工作分配有了新的安排。他被改任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这下子可比营长高了不少。后来还是毛泽东找他谈话，重新安排他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当参谋长。 不过，命运的安排总是充满戏剧性。1938年12月，李先念与中原局组织部长兼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等一路同行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在路上，朱理治发现李先念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就向中央申请把他留在豫鄂边区工作。 就这样，李先念又一次改变了人生轨迹。1939年1月，鄂豫边区组建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下辖三个中队，共160余人。李先念带着这160多人的小部队，开始了他在中原的抗日征程。 说起来，这160多人的队伍，在李先念的领导下创造了一个奇迹。短短几年时间，决定取消利用国民党或其他势力的部队番号，统一将豫南、鄂中两地党组织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编入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部队迅速发展壮大。 到1941年，李先念已经是新四军第五师师长兼政委了。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李先念任中原军区司令员，统帅6万部队牵制国民党军30余万人，有力配合了其他解放区的作战。1946年6月，他指挥的中原突围更是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李先念告别了军旅生涯，转向国家建设事业。他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等重要职务，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