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晚年回忆长征时说：“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打鼓新场，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半夜提马灯来找我，让我暂缓发命令，要是当时没他这盏马灯，红军就走不出死局！” 在贵州遵义的苟坝村，有一盏复制的马灯静静陈列在红军马灯馆里，这盏看似普通的马灯，见证了1935年红军长征中一场惊心动魄的历史抉择。 那年3月10日，中央红军刚刚经历遵义战役的胜利，士气正盛，却在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 当时的红军，刚在遵义打了胜仗，士气高涨，可打胜仗也有代价，部队减员不少，装备和粮食都缺得厉害。 遵义战役虽然歼敌3000多人，但红军自己也伤亡了2000多人，兵力只剩下3万出头。 而且红军一路奔波，弹药消耗大，很多战士手里的枪还是从敌人那里缴来的，型号杂，子弹不好配。 粮食就更紧张了，遵义附近的土豪早被打了好几轮，老百姓自己也没多少余粮。 这时候听说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是个物产丰富的地方，有城墙有碉堡，还有国民党的中央军驻守，很多人就觉得，打下这里既能补充物资，又能扩大根据地，一举两得。 多数中央负责人就是这么想的，他们觉得，遵义战役后，敌人被打怕了，正是乘胜追击的好时机。 打鼓新场虽然有敌军，但主要是黔军，战斗力不强，而且，打下这里能获得大量粮食、弹药和布匹，对红军来说太重要了。 可毛主席却坚决反对，他分析说，红军经过长途奔袭损耗较大，第二次遵义战役之后队伍虽然稍稍恢复了元气，但综合来看仍比较疲惫，而且处境孤立，缺少外援。 打鼓新场的敌军是国民党的中央军，战斗力非贵州军阀可比，他们已在此经营多时，外有城墙，内修碉堡工事，易守难攻。 特别是打鼓新场四周强敌环伺，随时可驰援打鼓新场，使红军陷于重围，在这样的不利条件下，如果冒险开战，红军将处于四面受敌之境，后果不堪设想。 在苟坝会议上，毛主席据理力争，但遭到与会者集体反对，力争无效，会议仍然坚持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原定计划。 散会后的毛主席夜不能寐，他深知这场战役关乎红军生死，凌晨时分，他提着马灯沿着田埂小道走了3里多地，找到周总理住的地方。 当时周总理已经起草好作战命令，毛主席却坚持说“危险”，恳请暂缓发布，两人一直谈到深夜，后来朱老总也被请来商议。 就在这时，红军截获敌军电报，证实滇军、川军正秘密向打鼓新场集结，布下天罗地网。 第二天重新开会时，毛主席的预判得到验证，中央果断撤销进攻计划，这场危机让大家意识到，集体讨论虽然民主，但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容易贻误战机。 于是，中央成立了由毛主席、周总理、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遵义会议提出的军事领导改组任务至此才算真正完成。 这件事看似只是一场战役的决策，背后却藏着中国革命的关键转折。 毛主席反对攻打，不只是看到眼前的危险，更因为他心里早就有了全盘计划，他想把滇军调出云南，然后北渡金沙江进入四川，和红四方面军会合。 要是真按多数人的意见打了打鼓新场，这个战略计划就全乱套了，红军说不定真会掉进敌人的陷阱。 那盏深夜亮起的马灯，照亮的不只是田埂小路，更是中国革命的方向，主席提着马灯去找总理，表面上是为了阻止一个作战命令，实际上是在坚守真理。 当时他刚被免去前敌政委职务，完全可以不管这事，但他心里装的是整个红军的命运，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只为革命胜利的担当，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宝贵的精神。 新三人团的成立，让毛主席的军事才能有了充分发挥的空间，接下来的四渡赤水就是最好的证明。 他指挥红军忽东忽西、声东击西，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耍得团团转。 一渡赤水，红军集结扎西，待机歼敌；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大量歼敌；三渡、四渡赤水，向南突破乌江天险，有效调动兵力，歼灭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军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边境的计划。 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最精彩的军事行动，是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典范。 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盛赞毛泽东同志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与世界历史任何伟大战役相媲美，但毛主席认为四渡赤水才是他的得意之笔。 如今，当我们站在苟坝的小道上，看着那盏复制的马灯，依然能感受到当年的惊心动魄。 历史不会忘记，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夜晚，有一个人提着马灯，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