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马呈祥拒绝参加新疆和平起义，张治中发报劝说，他却说：“红军长征后，我在河西打过共产党，积怨太深，他们不会原谅我的！” 1949年秋天，当时的大西北，可以说是大厦将倾。兰州解放，解放军兵锋直指新疆。驻守新疆的国民党部队，差不多十万人，人心惶惶。带头的总司令陶峙岳，是个明白人，他知道仗打不下去了，和平起义是唯一的出路。当时的新疆省主席包尔汉，也支持和平。 但这里头有个刺儿头，就是马呈祥。他是“西北王”马步芳的心腹干将，手底下攥着精锐的骑兵第五军，驻扎在南疆。马步芳跑路前，特意叮嘱他跟另一个军长罗恕人，关键时刻要“另起炉灶”，说白了就是搅局。 所以，当陶峙岳紧锣密鼓地准备和平起义时，马呈祥的态度就成了关键。他要是铁了心捣乱，新疆的和平解放，恐怕就要多费一番周折，不知道要多流多少血。 为了争取他，各方力量都动起来了。已经投向新中国的原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亲自给他发了一封情真意切的电报。张治中是什么人？他当过马呈祥的上司，在西北德高望重，说话有分量。电报里，张治中把大势分析得明明白白，告诉他，起义是功臣，顽抗是罪人，劝他不要再犹豫了。 结果，马呈祥他没说“党国恩重”，也没喊什么主义口号，他说的是一件非常具体、非常私人的事：“我在河西打过共产党”。 1936年底到1937年初，那场惨烈无比的“河西走廊之战”。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两万多人，在河西走廊遭到了马步芳、马鸿逵部队的疯狂围剿。马呈祥当时正是马步芳手下的一员悍将。 那场仗，打得有多惨？军队弹尽粮绝，缺衣少食，在冰天雪地里跟数倍于己的马家军死磕。战败被俘的红军战士，下场更是凄惨。 可以说，马家军和红军之间，结下的是血海深仇。而马呈祥，作为当年那场围剿的直接参与者和指挥官，他手上，是实实在在沾满了红军鲜血的。 所以，他说“积怨太深”，这不是托词，是事实。他说“他们不会原谅我的”，这是他内心最深处的恐惧。这种恐惧，不是对失败的恐惧，而是对审判的恐惧，一种源于自己过去行为的、无法摆脱的“原罪感”。 他怕的到底是什么？是真的怕共产党清算他吗？ 当时如果他选择起义，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 当时，共产党的政策非常明确，叫“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对于国民党起义将领，只要真心实意，基本都是给出路的。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他的顶头上司，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陶峙岳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领导了新疆和平起义，后来怎么样？他被任命为新疆军区副司令员兼第22兵团司令员，授上将军衔，安安稳稳活到91岁。 还有傅作义，平津战役，他手握几十万大军，让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免于战火。后来，他当了新中国的水利部部长。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也就是说，当时的大门，其实是向马呈祥敞开的。只要他愿意转身，放下屠刀，将功赎罪，一条全新的路就在眼前。 但他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心魔困住了。他不敢信，也不愿信。在他看来，自己犯下的罪孽太重，已经重到不可能被宽恕。这种心理，其实很微妙。一方面，是他对共产党政策的不了解和不信任；另一方面，恐怕也是他对自己当年所作所为的一种变相的“清醒认知”。他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所以他不相信对手能有那么大的胸怀。 马呈祥最后没敢在新疆闹事，眼看大势已去，他带着手下几个亲信，坐上飞机，扔下部队，仓皇逃离。他先是飞到重庆，然后去了香港，又辗转埃及、沙特阿拉伯，最后落脚在台湾。 后半生，他过得怎么样？据说很落魄。在台湾，他没了兵权，成了个闲人，靠着以前的一点积蓄过日子，再也不是那个在西北叱咤风云的“马师长”了。 一个人，如果背负了沉重的、自认为无法被原谅的过去，那这个过去，就会像一个牢笼，死死地困住他，让他无法走向新的可能。 马呈呈祥的悲剧告诉我们，真正的和解，需要的不仅仅是胜利者的宽容，更需要犯错者的勇气。这个勇气，是敢于正视自己过去的错误，是敢于相信对方愿意给你机会的善意，更是敢于走出自我囚禁的牢笼，去拥抱一种全新未来的魄力。 可惜，马呈祥没有这份勇气。他的恐惧，战胜了他的判断力。他最终的选择，看似是保全了自己，实则是放逐了自己。他逃离了大陆，但恐怕一辈子，都没能逃出“河西走廊”那片染血的戈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