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护士林小棠正给一名红军伤员清洗左腿。突然，护士的手抖起来，紧接着 “啊” 地叫出了声。几个男医生闻声赶来，看清伤口后全都惊得说不出话。 镊子尖上，一团白蛆在蠕动。伤员的伤口已溃烂到能看见骨头，蛆虫在腐肉里钻进钻出。就算是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见了这场景也忍不住倒吸冷气。 这名伤员叫王定烈。他死死咬着牙关，额头渗满冷汗，却没发出一声呻吟。 这不是王定烈第一次负伤。 三个月前，红 5 军 43 团在临泽县梨园口与马家军血战。王定烈是团部警卫员，当时他抱着驳壳枪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一颗子弹从他左腿贯穿而过，他忙着战斗，根本没来得及喊疼。 直到战友扶他坐下，他才发现军裤已被血浸透。那天夜里，他攥着染血的纱布，听着不远处战友的嘶吼声，第一次真切感受到 “血战” 两个字的分量。 后来石窝山突围，200 多名重伤员被藏在石崖下。王定烈记得很清楚，连长含着泪分发最后半袋炒米。老班长把自己的那份塞到他手里，说：“小王，你得活着去延安。” 可那点粮食只撑了三天。 王定烈拖着伤腿摸黑下山，在山坳里发现一间破屋。推开门，里面挤着 20 多名同样负伤的战友。 有人烧得直说胡话，有人伤口上已爬满蛆虫。那场景，比在战场上更让人绝望。 一天夜里，马家军骑兵的马蹄声突然撕裂夜空。当时王定烈正在帮一个小战士包扎伤口。听到动静，他赶紧抓起地上的步枪，可左腿剧痛让他一下子摔倒在地。 子弹擦着他耳际飞过，他看见炊事班的老张正用身体堵在门口。老张平时总笑眯眯的，此刻枪口喷出的火舌，映亮了他脸上的皱纹。那是王定烈最后一次看见活着的战友。 等王定烈再醒来，已躺在牧民的毡房里。 阿爸用马奶酒给他擦洗伤口，阿妈把草药嚼碎敷在他腿上。可草药治不好枪伤，更挡不住马家军的搜捕。 半个月后，马蹄声又逼近了。阿爸塞给他半块糌粑，指着后山说：“翻过三座山，就是八路军办事处。” 王定烈攥紧糌粑，左腿疼得几乎晕厥，却还是咬着牙爬上了山梁。老班长 “你得活着去延安” 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响着。 可他最终还是被马家军抓住，关进了张掖监狱。 审讯室里，敌人用皮鞭抽他，抽断了他三根肋骨。王定烈躺在地上，数着砖缝里的血迹，想起梨园口那夜连长说的话：“西路军可以牺牲，但革命火种必须保留。” 当敌人举起烧红的烙铁时，王定烈突然笑了。他不是不怕死，是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那笑容让刽子手的手一抖，烙铁偏了半寸，在他肩头留下一道永远的疤痕。 后来王定烈被转到教堂医院。护士站里，林小棠颤抖着写下病历：“左腿贯穿伤合并严重感染，建议截肢。” 王定烈立刻摇头：“我要留着这条腿上战场。” 他和医生吵了三天。最后院长 —— 一位从上海来的老教授拍板：“试最新疗法，用碘伏冲伤口，再敷云南白药。” 那夜，王定烈疼得咬碎了半块毛巾，却始终没喊出声。他知道，隔壁牢房的战友正在数铁窗外的星星，等着天亮。 1937 年 8 月，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的同志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信冲进监狱。当时王定烈正发着 40 度高烧，被人抬上救护车时，他看见车窗外飘着的红旗，突然想起石窝山那夜老班长塞给他的半块炒米。 那半块炒米，他一直没舍得吃，藏在贴身口袋里。直到到了延安的窑洞里，才拿出来分给战友。他说，那味道比任何宴席都香。 抵达延安那天，王定烈拄着拐杖站在宝塔山下。他的左腿比右腿细一圈，走路一瘸一拐，可当他看见山腰上训练的新兵时，突然挺直了腰板。那姿势，和梨园口那夜抱着枪冲向敌阵的连长一模一样。 最终，王定烈的左腿没能完全康复，可他用这条腿走完了长征，参加了中原突围。1961 年，他穿上了少将军装。 有人问过他，当年腿上爬满蛆虫，被敌人折磨得差点丧命，有没有后悔过。王定烈总是摇头，他说：“只要能守住革命的火种，能看到新中国成立，受再多苦都值。” 王定烈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坚守和顽强，诠释了一名革命战士的初心。他的故事，也成了西路军历史里一段让人永远铭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