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李德以不适应延安生活为由欲返苏联，毛主席劝他：“苏联正搞大清洗，此时回去，恐有生命之忧，望你慎重考虑，”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本名叫奥托·布劳恩，出生在1900年，家境贫寒，幼年在孤儿院里长大，那时候他本想当个老师，进了师范学校读书，过一份平静的生活，但命运很快拐了弯，德国战败，帝国崩塌，社会动荡，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接触到了激进的政治思想，最终加入了德国共产党，踏上了截然不同的路。 青年时期，他成了党的全职工作人员，参与组织罢工、散发传单、躲避警察追捕，几次被抓进监狱，在牢里熬过几年，1928年，他设法越狱成功，逃到了苏联，在那里，他进入了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了系统的军事训练，这是苏联最顶尖的军事学校之一，培训的是未来的红军指挥官，他学习的是正统的苏式战法，强调阵地对抗、火力压制，完全按照欧洲战场的标准来设计。 几年后，他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任务是协助中国共产党进行军事指导，1932年，他化名“李德”，以顾问身份进入中国南方的苏区，那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在苦苦求生，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地盘不断缩小，李德很快被推到核心位置，与当时的主要领导人一起制定作战计划，他把苏联那一套阵地战理论带进了山林之间，主张修筑碉堡、深挖战壕，准备正面对抗国民党军队。 然而，南方的山地和丛林并不适合这种打法，敌人火力强、兵力多，红军却装备简陋，缺少重武器，李德的战术不但没有帮助突破困境，反而让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伤亡惨重，大片根据地被攻陷，尤其在长征初期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部队被迫在炮火下强行渡河，损失惨烈，从此对李德的信任迅速降低。 1935年，红军在贵州遵义召开会议，检讨军事上的失败，会议后，李德被撤销了指挥权，改为顾问身份，虽然不再参与核心决策，他仍然跟着红军队伍翻山越岭，走完了漫长的长征路，作为外国人，这样的坚持并不容易，高原的寒冷、食物的匮乏、伤病的困扰，他都亲身经历过，他没有离队，也没有闹情绪，只是悄悄地退居幕后。 到达延安后，他的处境变得更加边缘，语言不通、饮食不习惯、生活条件艰苦，他逐渐失去了继续留下的动力，延安的窑洞湿冷，饭菜单调，生活远不如他在莫斯科时的条件，他曾提出希望返回苏联，那个时候，苏联正在经历大清洗，许多共产国际人员、外国共产党人被审查、被捕、甚至被处决，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了解这场风暴的危险，劝他不要贸然回国，李德最终决定暂时留下，继续担任军事教官，参与边区的教育与改造工作。 他在延安期间，参与编写教材、讲授战术知识，也尝试融入当地生活，他曾与一位红军女战士结婚，育有一子，但婚姻并未维持太久，生活中的不适应与内心的不安，加上远离家乡与亲人的思念，让他始终没有真正融入这片土地，尽管如此，他并没有消极怠工，而是尽力完成自己的职责，直到1939年才终于获准离开。 李德离开延安后，经新疆回到苏联，幸运的是，他没有被卷入清洗风暴，在莫斯科，他被安排在外文出版社工作，负责翻译资料和编辑书籍，这个转变既是命运的安排，也是政治风向的体现，他从曾经的前线指挥，变成一名坐在办公室里的文字工作者，二战爆发后，他以化名“瓦格纳”，参与对德国战俘的思想工作，也负责与日本战俘的接触，但始终远离战场。 战后，他在苏联继续担任教学和编辑工作，后来，他前往东德，进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成为研究员，还曾担任作家协会的书记，他的生活逐渐趋于平稳，不再卷入政治漩涡，也不再涉足军事指挥，晚年，他以自由撰稿人和翻译者的身份度日，继续从事与中国革命有关的文献整理。 1973年，他出版了回忆录《中国纪行》，详细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并首次公开自己就是“李德”，书中内容引发不少争议，有人认为他过于强调自己的贡献，也有人批评他回避了重大失误，但无论如何，这本书为后人了解那个时代的国际背景，提供了一块重要的拼图。 一年后，他在保加利亚度假时去世，终年74岁，葬于东柏林，他的一生跨越三个国家，参与了三种政治体制的运作，从一个德国孤儿，变成苏联军事顾问，最后成为中国革命的见证者，他既是历史的推动者，也是潮流中的浮木。 李德的经历并不光辉，也不悲壮，他没有成为战争中的英雄，却在多个历史节点留下了痕迹，他的失败提醒人们，理论不能脱离实际，外来经验不能简单套用，他的幸存也说明，在极权政治下，个人命运往往取决于一些偶然的决定，他不是主角，却见证了主角们的崛起；他没有光环，却活在许多关键时刻的边角。 信息来源：新华社《国际主义战士在延安》专题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