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池田勇人却不认同这些观点。这不是因为他已经预见到了经济翻番的宏伟前景，而是

然而，池田勇人却不认同这些观点。这不是因为他已经预见到了经济翻番的宏伟前景，而是深知此计划并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彼“计划”。“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表达得很清楚，“我们的经济计划是在以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为基础的体制下产生的”，因而，对它所牵涉的私人资本的活动“并不强制执行”，只是提出趋向性的“诱导”政策。计划的重点放在政府投资和行政开支的分配上，“计划的对象中心放在拥有直接推行政策手段的政府公共部门”，“因此，只有做种种努力扩充构成产业基础的社会资本，才能实现计划所提出的经济高速增长这一目标，这是基本课题”。 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是指对公共事业的投资，如对港口、道路、铁路、市政、住宅等的投资。日本舆论界认为，这些社会资本的充实，为私人投资创造了条件，同时又为市场提供了购买力。因此，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基础建设。从城市到农村，举国上下都成了大工地，公路、桥梁、水坝造个不停。东海道新干线、高速公路、都市环境整备等公共设施得到飞跃式发展。到1964年举办东京奥运会时，日本的城市景观完全变了样。 除了技术官僚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和国民的愿望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激发了国民对于经济发展的信心，私营企业也热情地投资扩张。一大批企业家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甚至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在政府扩充社会资本的背景下，企业家们的努力和创新成为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