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他用两颗“北斗”就完成了西方国家24颗卫星才能完成的任务！ 在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格局里，美国率先建成 GPS，需要二十四颗卫星布设在中轨道才能保证全球覆盖，这是当时国际公认的标准答案。 而中国在八十年代初，还远未具备如此庞大的经济与技术实力，若照搬美式方案，不仅周期漫长，投入也难以承受，就在这一背景下，陈芳允提出了一条看似不可思议的道路，双星有源定位。 所谓双星有源定位，就是通过两颗地球静止轨道卫星与地面控制站、用户机的交互，实现区域范围内的定位和通信，这种方法跳出了“多星组网”的固定思维，以最少的卫星数量达成足够的功能需求。 它的关键在于主动信号交换，用户并非被动接收，而是通过发送与接收的回路来获取自身位置，这样一来，只需两颗同步卫星，再加上完善的地面站体系，就能在东亚和太平洋部分地区提供稳定服务。 这在当时几乎是“以小博大”的选择，陈芳允洞察到，中国的战略目标并不是一夜之间取代 GPS 的全球布局，而是要尽快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导航能力。 用有限的星数先解决“有无”的问题，比等待几十颗卫星入轨更符合现实，事实上，1983年提出的这一设想，正是北斗系统的起点。 到了 2000 年，北斗一号两颗试验星升空，双星定位通信系统正式变为现实，从无到有的突破，标志着中国在关键领域开始摆脱依赖。 陈芳允的思路并非凭空冒出来，而是源自他在各类尖端工程里的长期积累，早在六十年代，他就在原子弹爆炸试验中主持研制多道脉冲分析器，保证了核试验数据采集的可靠性。 那时候，中国面对的是核技术的封锁，几乎一切设备都要自研，他从中体会到，面对外部壁垒，只有走出自己的路径，哪怕条件简陋，也能摸索出一条生路。 在航天测控方面，他提出微波统一测控系统，把原本分散的遥测、遥控、测轨功能整合起来，大幅度节省了卫星载荷的重量和地面建设的规模。 这一体系后来在“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的发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中国在国际航天领域逐渐具备发言权，能把复杂的功能统一在一套系统里，正说明他善于抓住关键环节，以系统思维解决大工程的瓶颈。 进入七十年代后，中国建造了远望号测量船，船上上百种测控与通信设备之间干扰严重，陈芳允再一次找到办法，通过频率分配技术，使这些设备能够同时运作而互不干扰。 这个成果后来获国防科技进步一等奖，能在大海之上稳定测控火箭和卫星，这在当时的中国几乎是前所未有的突破，也让中国成为继美苏法之后第四个拥有航天测量船的国家。 到八十年代，世界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陈芳允与王大珩、杨嘉墀、王淦昌联名向国家提交高技术发展建议，最终催生了“863计划”。 这一规划涵盖生物、航天、材料、信息等多个领域，成为中国高技术发展的顶层设计，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从来不是只盯着一项成果，而是站在更长远的战略高度来思考科技与国家的关系。 正因如此，当他提出“双星定位”的构想时，才显得格外合理，那不仅是技术路线的选择，更是对国家现实与未来战略的一种平衡。 陈芳允的科研志向，早在学生时代就埋下了伏笔，1938年他从清华毕业后赴英国深造，在伦敦和曼彻斯特的研究室参与雷达和彩色电视接收机的研究，是团队里唯一的中国人。 在清华物理系求学时，他受叶企孙、吴有训等名师指点，逐渐展现出独立思考与扎实动手的能力，虽然最初入读机械系，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对物理和无线电的浓厚兴趣，在师长的鼓励下毅然转系，这一选择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方向。 然而，他的理想并没有停留在学术追求本身，1948年，面对英国皇家无线电研究所的优厚条件，他没有选择安逸，而是毅然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 他清楚地知道，中国要想摆脱依赖，必须有人去承担艰难的开创工作，哪怕国内的科研环境简陋，他依旧相信科学救国的信念胜过一切个人荣华。 从清华园到海外实验室，再到归国后的科研岗位，这条路串联起他的一生。 他之所以能被称作“两弹一星”元勋，不仅是因为专业成就，更是因为那份舍弃个人利益、肩负民族使命的抉择，正是这种初心，支撑着他在日后一次次打破封锁、开辟新路。 陈芳允留下的并不只是技术上的突破，还有精神层面的指引，两颗卫星的方案虽然无法和全球覆盖的 GPS 相提并论，但它在有限条件下达成了战略独立，这本身就是一种智慧。 这种以有限换取独立的选择，恰好折射了中国在特殊历史阶段的处境，那时资金有限、技术积累不足，如果拘泥于跟随国际标准，中国可能要等到更久之后才能拥有自主导航，而陈芳允让北斗提前登场，使国家在关键领域拥有了话语权。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陈芳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