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钊：中国早期的历史记载，记录史事并非最高追求，大都属于“寓教于史”或“寓训于史”，把史事当成教化训诫的教材，或作为君王“成王败寇”得失的参考，故其文本性质往往跟小说、戏剧差别不大，常常会虚拟人物，造作故事，制造矛盾，演绎冲突。如设置一正一反的两个对立人物就是典型的戏剧手法，因此有黄帝就有蚩尤，有夏禹就有夏桀，有周武王就有殷纣王。好人就好得出奇，坏人就坏得彻底。时代愈早的典籍，这个特点就愈明显。有些记载中张冠李戴、关公战秦琼的事屡见不鲜，某种言论或典故的事主经常变换也毫不为奇。因为文本的最终目的是讲道理，谈教训，至于时间和人物则变得不再重要。从这个认识来看《国语》，会发现《国语》就多少具备这个特点，尤其是《吴语》和《越语》部分，看去就近乎小说，所采用的母题也是当时流行的“复仇”的套路。因此有人认为《国语》的语料价值甚至大于其史料价值，这一观点虽然有些偏颇，却也属于事出有因。（《出土文献与〈国语〉新证》序）
刘钊：中国早期的历史记载，记录史事并非最高追求，大都属于“寓教于史”或“寓训于史
尔岚看过去
2025-09-16 12: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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