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起发生在民国初年的离奇离婚案。案件的主角，竟然是一位太监和一名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起发生在民国初年的离奇离婚案。案件的主角，竟然是一位太监和一名女支女。 时间回到公元1912年，中华民国刚刚建立，新法律、新思想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一年11月的最后几天，北京城里的大小报纸头条都在报道同一桩离婚案。这起案件之所以引人注目，不仅因为它是民国建立后公开审理的第一起离婚案，更因为离婚的双方身份特殊——一位是太监，另一位是女支女。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太监净身入宫，侍奉皇帝后妃，是无婚可结的旧社会奴才。然而，太监结婚的现象其实古已有之，明朝时便有“对食”和“结菜户”的说法，即太监与宫女或固定女性共同生活，形成一种婚姻关系。到了清朝末年，这位名叫张敬轩的太监，更是将这一传统演绎得淋漓尽致。 张敬轩，清朝最后一位太监总管的心腹，在宫中颇有权势。1911年清朝灭亡后，他失业出宫，凭借之前的积蓄，在北京置办房产，投资生意，成为了一名富有的商人。然而，事业有成的他，却一直渴望成个家，享受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天伦之乐。 可惜，作为一个前太监，良家女子谁愿意嫁给他呢？在媒婆的建议下，张敬轩降低了标准，最终在八大胡同物色到了一名名叫程月珍的女支女。程月珍年轻时是南京秦淮河上的头牌名妓，此时虽已三十多岁，但风韵犹存。两人各取所需，一拍即合。张敬轩拿出300块银元帮程月珍赎身，并按照明媒正娶的流程，正式结为夫妻。 结婚之初，张敬轩和程月珍确实过了一段和和美美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程月珍很快发现，自己委曲求全嫁的这个太监，竟然还不是正房夫人。原来，张敬轩在净身前已在老家娶妻，虽然多年没有联系，但婚书尚在，一旦原配找上门来，程月珍就得让位。 更让程月珍难以忍受的是，张敬轩身上逐渐暴露出的虐待倾向。只要稍不如意，便对她又打又骂。几个月下来，程月珍肠子都悔青了，觉得自己是从妓院的火坑跳进了十八层地狱。 与此同时，民国新思想的传播也让程月珍看到了希望。她听说民国男女平等，女人也可以上法庭要求离婚。于是，在一天趁张敬轩出门做生意时，她卷走了家里的金银细软，偷偷跑路了。 张敬轩回家发现老婆跑了，四处打探后得知程月珍躲在一个小姐妹家里。他没有上门闹事，而是托人带话，要求程月珍归还赎身用的300块银元和卷走的金银细软，否则便告她盗窃。 然而，程月珍非但不肯还钱，还抢先一步将张敬轩告上了京师地方审判庭，要求离婚。张敬轩接到传票后懵了，他找人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民国女人也可以休夫。行吧，离就离，只要你把钱还给我就行。 可程月珍却托人捎话来，婚必须离，钱一分都不还，就当是给她当了大半年老婆的补偿。张敬轩气炸了肺，决定找小报记者曝光此事。很快，这起离婚案便闹得满城风雨，民间舆论普遍倾向于张敬轩，认为程月珍忘恩负义。 程月珍一看形势不妙，赶紧请来了当时北京城里最有名的大律师曹汝霖。曹汝霖，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陌生，他就是五四运动中学生们要求严惩的三大卖国贼之一。然而，抛开政治立场不谈，曹汝霖在法律界的造诣确实深厚。 庭审开始后，曹汝霖提出了程月珍要求离婚的三条理由：一是被告是太监；二是被告原来有妻子，娶程月珍有重婚嫌疑；三是被告对原告实施了虐待。然而，法官却一一驳回了这些理由。 就在程月珍几乎绝望时，张敬轩的一番话却让曹汝霖抓住了法律漏洞。张敬轩要求程月珍归还赎身用的300块银元，曹汝霖立即指出，赎身可以理解为人口买卖，而民国法律是禁止人口买卖的。 张敬轩吓得连忙改口，说那300块银元是借给程月珍的。曹汝霖又抓住这一点，引用民国暂行民律草案的规定，指出婚姻成立之时，债权债务之主体合并，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因此，这300块银元相当于自己欠自己的钱，不用还。 法庭最后裁决，程月珍是否与张敬轩离婚主要取决于她本人的意愿。既然她坚决要离婚，法庭予以支持。至于那300块银元赎身款和程月珍带走的金银细软，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和共同财产，可以协商解决或另行起诉。 这起轰动一时的太监离婚案最终以程月珍成功离婚而告终。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划时代意义，标志着女性开始拥有离婚自由的权利。然而，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社会制度不变，女性经济上不能独立，她们即使争取到了人身自由，也守不住这份自由。离婚后的程月珍因生活无着，不得不重新回到妓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