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晚秋，天黑得比夏天早了两个小时。李老太站在门口，钥匙插了三次都没对准锁眼。她喘着气靠在门框上，手里拎着刚买的两根黄瓜，塑料袋勒得手腕红了一圈。 她住在这套老房子里已经快三十年了。以前屋里四口人挤着住还觉得闹腾，现在只剩她一个，连厨房响一下锅盖，她都会吓一跳。 她儿子王宁最近没再来，连视频也不常接。老太开始变得焦躁，去派出所报过一次案，说晚上听见门响，怀疑有人撬锁。警察来看过，说门锁完好，还安了个门铃监控。可她还是睡不着觉。 “我不图什么，就想有人说句话。”老太说这话的时候，是在法院的走廊上。她那天穿着旧呢子大衣，帽子没戴好，一边歪着，像没睡醒。 她要儿子每个月给8000块钱，说是用来请个保姆，晚上也在家陪着。不是做饭洗衣那种，是“能说话的保姆”。 王宁没答应。他的工作是普通的行政岗，工资刚过一万。老婆在带孩子，两年前搬走了，房贷、孩子的兴趣班，还有些债，他自己都周转得吃力。 “她有退休金，七千多，”王宁说，“我真的是借钱过日子了。” “那你就让我死在家里没人管啊？”老太在法庭上这么说，她的嗓门比法官还大。 事情最早起于半年前。那时候家里还住着儿媳和孙子。小孩吵，老太耳背，电视总开得很大。厨房水池堵了，老太说是儿媳炒菜油倒多了，儿媳说老太不肯换新下水道。小事吵成大事，后来一次亲戚聚餐上，老太在饭桌上讲了几句“老了还当保姆”的牢骚话，被儿媳听见，当晚就收拾行李走了。 王宁夹在中间劝过，后来干脆不劝了。他说你们都不想让步，我说什么也没用。 老太一个人住了两个月，开始频繁去卫生所拿安眠药，饭也不做。她曾经洗澡滑倒过一次，扶着毛巾杆撑了好久才站起来。后来她跟王宁讲：“你给我找个保姆，不然我真撑不住了。” 王宁提出了折中方案：“你把朝南那间次卧租出去呗，租个人又有收入，屋里还能热闹些。”老太听完立刻说不行，那是你爸以前写字的地方，别人不能住。 “那你到底要我怎么做？”王宁那天站在厨房门口问。 老太不说话，只指了指那台停在墙角的氧气机，说：“有天你回来，看见它亮着，就知道我还活着。” 她说完这句话第二天，就去法院起诉了。 庭审那天，老太拎着一个帆布袋，里面只有户口本和病例卡。她在法庭上声音哆嗦，但说得很坚定：“我不要钱，我要人陪我。” 王宁没说话。他那天穿着一件没熨的西装，鞋也脏。他的代理人递上了证据材料，其中有他为母亲安装摄像头、送血压仪的记录，还有一份他个人的信用卡欠款单。他说：“我不是不管她，我是真的养不起她想要的那种生活方式。” 这件事被法院受理后，法官尝试进行调解。因为双方都没有太强的敌意，只是各自坚持。 据初步了解，该案尚未判决，法院将视双方经济能力及实际生活需要作出裁量。根据《民法典》，成年子女对年迈父母确有赡养义务，但“赡养”是否等于“无条件满足精神陪伴与服务需求”，目前法律并无强制规定。 邻居老林头几天还见老太坐在门口，拿个收音机听戏。一只流浪猫跳上她膝盖，她没赶，反倒摸了摸它耳朵。 “她也不是作，就是怕。”老林说，“但现在儿子也有难处，说实话，谁也没错。” 再后来老太不怎么出门了，门口的鞋刷落了灰。听说儿子给她找了个日间照护服务，每周来三次，有人陪她下棋、聊天，也有人晚上会打电话问安。她一开始不适应，后来也不吭声了。 有次社区人员来入户回访，老太只说了一句：“反正我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