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胜利后，我党准备清算青帮老大。助手问陈老总：“还有个叫顾竹轩的怎么处理？”没想到，陈老总摇摇头说：“这位大亨不能动！” 1902年，苏北老家闹饥荒，黄河下游的村子里，到处都是逃难的。那年十六岁的顾竹轩，跟着一群乡亲，背着几件破烂衣裳，一路颠簸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没文化没本钱，能干啥？只能靠力气吃饭。当时上海最苦最累的活儿，一个是码头搬运工，一个就是拉黄包车。顾竹轩长得高大壮实，有股子牛脾气，硬是凭着一股子狠劲儿，在拉黄包车这个行当里站住了脚。 顾竹轩这人，除了有力气，还有个优点——讲义气。他在车夫圈子里，声望越来越高，大家都知道，“顾四”这个人，能拉车，拳头硬，更重要的是，他护着自己人。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顾竹轩当时在一家叫“飞星”的德商黄包车公司当差。公司老板是个德国人，对他特别器重。可一打仗，德国老板得回国了，车行打算盘出去。顾竹轩一咬牙，拿出自己多年攒下来的所有血汗钱，把整个车行给盘了下来。 他从一个拉车人，摇身一变，成了老板。手底下那帮苏北老乡，有地儿吃饭，有活儿干，都愿意跟着他。 不过，当老板，光靠义气可不够。那时的上海，黑白两道，军阀帮会，三教九流，谁没有个靠山？为了求生存，顾竹轩找到了青帮，拜入了“大”字辈刘登阶门下，成了通字辈的人物。这辈分，比后来名声更大的杜月笙还高一辈。这种江湖地位，是黄金荣、杜月笙见了他也得叫声师叔的资本。 他在帮派里，更多的是用这层身份，保护自己的产业，和手下的弟兄。 有意思的是，他投资的产业，都带点文化味儿。比如，他看中了戏曲这门行当，在上海滩建了一个大戏院，取名“天蟾舞台”。戏院一开张，轰动了整个上海滩。像梅兰芳这样的角儿，都来捧场。 可生意好，也招人眼红。天蟾舞台的邻居，是当时赫赫有名的永安公司，永安公司和英租界工部局关系密切，看到天蟾舞台生意太好，就想把顾竹轩的地皮占为己有。他们放出话来，要用五百大洋把顾竹轩的地皮买下来，这简直就是抢钱。 顾竹轩放话：“你们能找洋人，我还能请洋律师！”他找了英国律师，把官司打到了英国联邦法院，硬是让英租界工部局吃了瘪。最后，工部局不得不赔偿十万大洋才拿回地皮。 这事儿在当时，简直就是爆炸性新闻。一个中国人，用法律手段，从洋人手里赢回了自己的东西，这是破天荒头一回。 当然，风光背后也有阴影。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滩的黑帮成了“反共急先锋”。顾竹轩作为黄金荣的“门生”，也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参与了对共产党的抓捕和残害。这是他一生中无法抹去的污点。 按理说，就凭这一点，上海解放后，他怎么都躲不过清算。可他这个人，又不是那么简单。 1931年，淮河水灾，顾竹轩老家苏北一片狼藉。他听到消息，二话不说，倾家荡产，把自己的玻璃厂、戏班子都卖掉了，凑了几万大洋，买了米和面，直接运回老家赈灾。 1932年，日军飞机轰炸上海，顾竹轩把天蟾戏院的后台、走廊都腾了出来，收留了上千名无家可归的难民。 到了日本人占领上海时，很多帮派大佬都动了歪心思，有的甚至直接投靠了日本人。可顾竹轩呢？日本人多次拉拢他，许以高官厚禄，都被他一口回绝。他说：“当汉奸，我宁可饿死！” 最关键的是，他早就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和没落。他开始偷偷地和新四军、地下党接触，给他们送钱送粮，甚至把自己的侄儿顾叔平送去参加革命。后来，他更是把自己最小的儿子顾乃锦送到了新四军的队伍里，当了一名文艺兵。 所以，当1949年上海解放，陈毅接到那份名单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他看人，和别人不一样。他不会只看你做过什么坏事，他更看重你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站到了哪一边。顾竹轩在1927年犯过错，那是时代的局限，也是身份的无奈。可他在抗日战争中，面对民族大义，毫不含糊。他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他只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中国人。 陈毅当时对副市长说得很明白：“我们共产党人看人，看事物，都是用发展的眼光。从1927年的反共，到1937年的不当汉奸，再到1943年以后开始帮助我们新四军，这就说明他有一个从反革命支持革命的转变过程。这个人还是我们的朋友，是可信的。” 就这样，顾竹轩没有被清算，反而被陈毅市长请去参加了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黄金荣，那个曾经高高在上的“大亨”，晚年只能在大世界门口扫马路，备受屈辱。杜月笙，流亡香港，客死他乡。而顾竹轩，以一个人民代表的身份，在新中国的舞台上，继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1956年，顾竹轩病逝。他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英雄不问出处，只要心存正气，只要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么，即使是“黑帮大佬”，也能得到新时代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