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 年，钱学森从美国弄来激光陀螺的零星资料，写在纸条上送国防科技大学，可没人敢接。 那时冷战正紧，美国 1960 年就搞出二频差动激光陀螺，封得严严实实。 咱们连光学镀膜都没搞明白，精度差人家十倍，激光陀螺的理论绕得人头晕，多数单位看了资料直接放弃。 1975 年，钱学森专门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高伯龙。 高伯龙是清华物理系的老教授，教书安稳，声望高。 钱学森把纸条放他桌上：“这东西关系导弹准不准、舰艇能不能定位，不能被人卡脖子。” 高伯龙盯着纸条看半天，实验室灯管嗡嗡响，最后说：“我来试试。” 没军令没奖励，是他自己把这 “不可能” 扛下来的。 1975 年冬天，高伯龙带 3 个学生，在长沙找了间废弃食堂当实验室。 窗户破了用塑料布糊，风一吹就哗啦响。 没设备就去废品站淘旧钢材，自己焊实验台；缺光学平台，就去火车站工地捡废弃大理石，用砂纸磨一个月，直到台面能映出人影。 每天天不亮开工，盯激光几小时眼睛酸得流泪；晚上就着煤油灯整理数据，饿了煮锅挂面就咸菜。 他把纸条夹在笔记本里，有空就琢磨，每个公式都反复推，连标点都不放过。 1976 年夏天，高伯龙写出《环形激光讲义》。 30 页纸熬了 40 多个通宵，把激光陀螺原理、难点讲得明明白白，后来成了国内研发的核心资料。 可照着美国二频差动方案做实验，激光总不稳定。 他在实验室守三天三夜，盯着示波器突然拍桌：“工艺跟不上，硬抄是死路，走四频差动！” 这路没人走过，国外文献都没详写，有人劝他别冒险，他说：“要做就做咱们自己的技术。” 1977 到 1978 年，团队死磕技术。 光学镀膜精度要从千分之一提万分之一，没测试仪，高伯龙画图找工厂加工零件，自己装一台，调试 127 次才成；光学镜面不平，教授金世龙坐实验室里，手工抛了 1800 天，手指茧子厚得能刮砂纸。 校外专家来考察，见他们穿背心在满是焊花的食堂干活，摇头说 “这哪是科研，跟干体力活似的”，他只笑：“能做出来怎么干都行。” 1978 年 10 月，第一台实验室样机成了。 红色激光在环形腔里稳定转圈，仪表盘跳出合格数据，几个大男人抱着仪器哭了 ——3 年时间，在简陋条件下啃下西方封锁的技术。 可他没停，知道样机离能用还差远，又带团队优化性能、降成本，一干就是 16 年。 有人调走，有人劝他见好就收，他始终守在实验室，哮喘犯了揣着药瓶盯数据，糖尿病就自带馒头咸菜当午饭。 1994 年 3 月，国家组织专家鉴定工程样机，王大珩主持会议。 测试报告显示，中国激光陀螺精度达国际先进水平，还全链条自主，会议室静了好几分钟 —— 大家都清楚，中国成了全球第四个掌握这技术的国家。 后来这技术装导弹上，打击精度提一倍；装舰艇上，导航不依赖 GPS；辽宁舰出海也靠它定位。 美国同类设备卖上百万美元一台，咱们造的成本才十分之一。 1994 年后，高伯龙还泡在实验室。 不爱穿新衣服，夏天总穿五块钱的蓝背心，学生叫他 “背心院士”，他不恼：“衣服能穿就行，省点钱买实验材料。” 常年在潮湿实验室，他得严重哮喘和糖尿病，冬天裹军大衣在仪器间走，却还是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 2017 年冬天，89 岁的他躺病床上，还用老人机给学生发短信改论文，一条要打半小时，手指抖得厉害也不放弃。 学生问他 “一辈子干这一件事值吗”，他笑：“你们能接着干，比我走得远，就值。” 如今，中国激光陀螺技术早融入国防和民生。 北斗导航精准到米级，靠它；无人机稳定飞行，也靠它。 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 1971 年那张纸条，和 1975 年高伯龙那句 “我来试试”。 一群人、一辈子、一件事，凭着不服输的劲在艰苦里啃硬骨头 —— 这就是中国科研人最动人的模样，也是中国科技突破封锁的底气。 信源：钱学森获得激光陀螺的一些相关信息，一男孩成了这项技术的开拓者——度小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