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2名被捕地下党员临行刑前，监狱看守突然说：“我可以救你们出去，但只能

1935年，2名被捕地下党员临行刑前，监狱看守突然说：“我可以救你们出去，但只能救一个人，你俩抓紧时间商量一下，我救谁合适。” 那时候的贵阳，不大，雨多。 七月一场雨下来，空气湿得像毛巾拧不干。万宝街是个闹市口，白天人来人往，到了晚上，店铺一关，安静得很。 出事的那天，就在那条街上。 地下党的联络点被人出卖了，门一推开，屋里几个人被抓得正着。 林青也在其中。消息传出去的时候，有人低头收摊，有人装作没听见。知道内情的人，眼神都不对劲，但谁也不敢说话。 林青，这名字后来被写进书里，被刻在碑上。 可他出身并不特别，毕节人，小时候在商行学徒，扫地、搬货，年纪轻轻就干起活来。没什么显眼的背景。他十几岁去了重庆，混进了个剧团。那时候，进步剧团里头常夹着些特别的东西，不止是唱戏，还讲道理。 他就是在那里头碰到《共产党宣言》的，那书纸张薄，边角卷着，可他说看得认真。 字看进去，人就有了主意。 又过了几年，林青去了上海，说是上美术专科学校，实则心不在画上。 他同缪正元、谢凡生几个贵州老乡，搞了个“朝阳音乐社”。名字听着文艺，干的事却不只唱歌。他们贴标语、搞演讲，宣传抗日，说得多了，自然也有人注意。 1932年，英租界那边的人动手了。 林青在一次游行中被抓，关进提篮桥监狱，那地方阴湿，牢房冷，白天黑夜混着过。 他在里面碰上一个人，叫吴亮平，是党里的人。这个人话不多，但句句有分量。 他俩被关在一块儿，有时候说点家乡话，有时候就谈些更深的事。那段日子没白过，林青在牢里更认准了路。 监狱外面，风吹草动他们不知道，可在里面的沉下去的念头，才是最难撼动的。 1933年赶上英王登基，监狱放人。 他出狱，联系不上上级，干脆回贵州。 找了缪正元、秦天真几个人，拉起草原艺术研究社，表面演节目，背地里找人谈话、做工作。 年底，干脆成立中共毕节支部。林青做书记，支部小，力量有限，但人心是实的。他写过一首诗，说得很直白：“真理被道德欺骗，两种人类各在天一边。愿将满腔热血，换来幸福人间。”不是写给别人看的，是写给自己看的。 1935年，红军来了，林青听说红军到遵义，心里一动。 他要找组织，得把这条线接上。他从贵阳一路绕，走到榕江，再到思南，辗转几地，终于进了遵义。在那儿，他遇见了老熟人吴亮平。 通过他，见到了罗迈，也就是李维汉。 林青把贵州地下党这些年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罗迈听完，批下来了。贵州省工委正式成立，林青是书记。 这个机构，是长征途中唯一一个获党中央批准的省级地下党组织。 工委干得不张扬，但实打实。拿到国民党军用地图、密电码、识别标志这些东西，转送给红军。对外没什么痕迹，对红军来说，那是保命的底牌。 事到七月中旬，那片地下网被一口气撕裂。 七月十九日，贵阳的秘密联络点被叛徒卖了，林青、刘茂隆都落了网。 林青进了监，关在贵阳，陈惕庐亲自来审。这人手辣，心冷，拷打手段一点不生疏，林青被打得脱了相，牙齿掉了几颗，脸肿得变了形。 他一声没吭，所有人的名字和位置都烂在肚子里。 监狱里头有个看守叫董亮清，原本也是共产党人，只是失了联系。 他看林青挨打，心里不是滋味。打听了林青的身份之后，他琢磨着能不能救他出去。规矩是死的：一次只允许带一个人上厕所。 如果要逃，机会只有一次，只能走一个。 夜里灯光昏黄，三个人低声说话，那一晚很沉。林青没多说，最后一句是：“救刘。”语气平和，不激动，也没多解释。 董亮清点头，转身安排，几天后，刘茂隆顺利越狱。 林青没走，留在牢里。 敌人发了疯，知道林青嘴紧，不吐，杀鸡儆猴也好，泄愤也罢，最终定了主意，公开枪决。 九月十一日，贵阳六广门外的红石崖，天早早就阴了。 林青穿着破衣，走在前头。围观的人不少，有偷偷抹眼泪的，也有躲在角落不敢看全程的。他被押到刑场，唱起《国际歌》。声音不大，但硬。 兵一着急，用刺刀往他嘴上捅。血流下来，他还在唱。最后倒在地上，年仅二十四岁。 人走了，事留下。他写的那首诗后来被人刻了石。有人说太直白，不文雅，可也正因为这份直白，才让人记得住。 清明、七一、烈士纪念日，每年都有学生和干部去祭扫。他们站在雕像前，喊誓词，捧白花。有的孩子看着石碑上的照片，嘴里嘀咕：“他才二十几岁。”是啊，才二十几岁。 文笔街那个旧址，如今成了纪念馆。门口是新修的招牌，屋里摆着些旧物：桌椅、油灯、手抄文件。木地板一踩会响，墙上有照片，是他年轻时的模样。眼神倔，站得笔直。 提篮桥监狱的档案也有人查过，那地方在外国人的控制下运行多年。规矩严，监控细。林青在那里蹲了两年，算是从一个热血青年变成了真正扛事的人。他没讲过什么大道理，他就是做了那些事。 后来刘茂隆活下来了，改名刘雪苇，写文章，做事，把林青的事一桩桩讲出去。 他没忘记那次抉择，没忘记是谁把活的机会留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