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驻尼泊尔外交官朱敏才退休后，瞒着子女，带着妻子连夜离家，从此杳无音讯，直到十年后，一位老人被送往医院，这才得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在他们北京家中的阳台上，曾有一株石榴树，它见证了一个约定：退休后，要去山里，教满一百个孩子学英语，这个承诺，像种子一样，根植于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土壤。 一个是朱敏才，他的人生起点，是1942年贵州深山里的贫困，童年记忆里满是啃红薯和喝盐水的味道。 为了上学，他赤脚走二十里山路，脚板在煤渣路上磨出血痕，即便后来成为驻尼泊尔的商务参赞，西装革履，枕头下却始终藏着一张照片，家乡孩子同样赤脚踩着煤渣。 另一个是孙丽娜，她的世界始于北京东交民巷的四合院，穿着漂亮的布拉吉裙，用留声机学英文。 身为北京市首批小学英语特级教师，她的课堂总是充满乐趣，奖品是甜甜的薄荷糖，生活优渥而体面，是她人生的底色。 时间回到2005年，六十三岁的朱敏才和妻子孙丽娜，刚刚告别了各自奔波半生的岗位，正式开启了退休生活。 退休后的第一个月，他们试着适应闲适的节奏，每天傍晚，老两口总会习惯性地并肩坐在柔软的布艺沙发上，打开那台陪伴他们多年的电视机。 新闻联播的声音在客厅里回响，像一条连接他们与外部世界的纽带，那天晚上，一条关于贵州山区教育的报道让两人的目光同时凝固。 镜头先是扫过一片泥泞的操场，那甚至不能称为操场，只是一块被踩实的泥地，雨水在低洼处积成浑浊的水坑，几个孩子光着脚丫在水坑间跳跃，脚背上沾满泥浆。 他们背上挎着的不是书包，而是印着“化肥”“饲料”字样的破旧编织袋，书本从裂开的缝隙中探出头来。 有个小女孩的毛衣袖口已经磨得脱线，但她奔跑时扬起的发梢在夕阳下闪着光，脸上的笑容纯粹得让人心疼。 画面切换到教室内部时，孙丽娜不自觉地坐直了身子，这是一间怎样的教室啊，墙壁上的白灰大片剥落，露出斑驳的土坯；黑板是用木板刷上墨汁制成的。 最让两人揪心的是那个年轻的女教师：她背上用布带捆着一个两三岁的孩子，一边轻轻颠动着身体安抚背上的幼儿，一边弯腰在破旧的黑板上书写拼音。 “我在这里工作已经6年了。”女教师对着镜头说，声音因长期吸入粉笔灰而有些沙哑，她指了指窗外另一间同样破败的教室，“学校有100多个孩子，只有我一个老师。 其他人都嫌条件太艰苦，待不了多久就走了。”说话时，她下意识地用手护住背上孩子的头，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孙丽娜的眼眶瞬间湿润了。 朱敏才默默地调整了下坐姿，他想起上周整理书房时，那些装在精致相框里的外交场合合影，穿着笔挺的西装与各国政要握手言欢，在铺着雪白桌布的宴会厅里举杯。 那些光鲜亮丽的画面与眼前破败的教室形成了尖锐的对比，他下意识地摩挲着遥控器，上面仿佛还残留着昨日签署文件时的触感。 孙丽娜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电视屏幕。作为资深教育工作者，她比普通人更懂得这些画面背后的含义，一个老师面对百来个学生，意味着分层教学成了奢望，个性化指导更是天方夜谭。 新闻结束了，主持人开始播报下一条消息，但老两口谁也没有换台，客厅里陷入长久的沉默。电视机的荧光在暮色中明明灭灭，映照着两张若有所思的脸 思考之后，他们给子女留下一封信，谎称报了个长期的旅行团，便连夜扛着三十公斤重的教材，登上了去往大山的绿皮火车。 他们主动放弃了条件尚可的望谟县，一头扎进了更偏远的尖山苗寨，那所海拔1300多米、濒临倒闭的学校，只有两间土坯房教室，墙皮上渗着隔壁厕所的污迹，夏天臭气熏天。 曾经优雅的特级教师，在这里被蜈蚣钻进鞋子，手指因常年劳作肿胀得像胡萝卜，昔日的外交官，蹲在灶台前，用搪瓷缸为胃疼的妻子煮一碗烂红薯。 他们用肉身对抗着严酷，孙丽娜65岁学用背篓，背着15斤重的教辅书，走4小时陡峭山路，朱敏才偷偷咳血，把带血的手帕藏起来，他们的膝盖时常疼痛，脚底满是水泡。 更昂贵的置换是亲情，十年间，与子女唯一的联系是可能在路上丢失的手写信，他们在信里永远说着“吃得香，走得稳”，将一切艰辛都过滤掉了。 这段长达十年的“坚守”，直到2014年10月25日才被揭开：朱敏才在课堂上突发脑溢血，倒在讲台上，村民将他背下山送往贵阳医院。 家人赶到时，才发现这位重度营养不良、高原性心脏病的老人，曾是外交官；而孙丽娜，也从精致的北京教师变为穿着褪色布袄、满面沧桑的山村教师。 躺在病床上的朱敏才仍无意识地比划英语手势，心里挂念的仍是给学校换新电脑。2022年，他去世时，20个学生坐37小时绿皮火车从贵州赶到北京，为“朱爷爷”送别。 孙丽娜在丈夫灵前承诺，会继续教书，料理完后事后毅然返回贵州。如今，七十多岁的她左眼视力仅剩0.03，仍靠放大镜备课，坚持在山区教育岗位上坚守。 信息来源：人民网——退休外交官夫妇放弃在京生活 多年坚持山区支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