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为什么会出那么多人才：自由 西南联大是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联合成立的临时大学，八年时间，学校的设备、条件当然无法与和平时期相比，教授学生生活清贫困苦，却人才辈出。有人甚至认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汪曾祺的回答是：“自由。” 西南联大的学风，“宽容、坦荡、率真”， 汪曾祺认为，母校留下的最宝贵财富是“精神方面的东西，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难于确指，但是这种影响确实存在。如云流水，水流云在”。 西南联大是民国的缩影。民国（1912—1949）是中国从帝制走向现代国家的过渡阶段，虽战乱频仍，仍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出现若干“古今之变”的新因素，为后续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部分制度与观念基础。 一、政治：帝制终结与“共和”框架初现 1. 政体更替 辛亥革命终结两千余年君主专制，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确立“主权在民”原则，颁布《临时约法》，初步引入三权分立、责任内阁、议会选举等制度设计。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颁布《训政时期约法》，虽为党治，但形式上保留了五院制、国民大会、地方自治条例等现代国家架构。 2. 政党—国家形态萌芽 民初出现数百个政治团体，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先后建立，现代“政党—群众动员”模式取代传统科举—士绅政治。 3. 国家能力有限但方向转型 中央政权更迭频仍，军阀割据导致“国家碎片化”，但南京十年间通过财政—金融改革（统一货币、建立中央银行、收回关税自主权）和行政科层化，使现代国家财政与治理框架初具雏形。 二、经济：沿海“有限繁荣”与产业转型 1. 民族工业“黄金时期”（1914—1920s） 战期间列强无暇东顾，纺织、面粉、火柴、机械等轻工业年均增长率达10%以上，产业工人由60万增至200余万，上海、天津、汉口形成近代工业带。 2. “黄金十年”基础建设（1927—1937） 铁路里程由8 000公里增至1.3万公里；公路由3万公里增至11万公里；统一货币法币（1935），建立现代中央银行体系；外贸占全球比重由1.3%升至3.7%，外资在交通、采矿、电力领域带来技术转移。 设立中央农业试验所、棉产改进所等科研机构，推广美棉、改良蚕种，农村合作运动一度覆盖2 000余社。 3. 结构局限 工业仅占GDP约5%—8%，农业仍占60%以上；内战、通胀与日本侵华迅速吞噬建设成果，但上述措施使“现代经济增长”的框架（财政—金融—交通—市场）首次在中国出现。 三、文化：新旧更替与“科学—民主”话语确立 1. 新文化运动与思想解放 1915年后《新青年》倡导“民主（德先生）”“科学（赛先生）”，批判儒家礼教；白话文取代文言成为国文教学与出版主流，现代学术分科（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确立。 2. 教育与学术建制化 1922年“壬戌学制”仿美式六三三制，确立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大学研究院体系；到1936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学生4万余人，较清末增长10倍；中央研究院（1928）及十余个专业学会成立，推动现代科研评价与期刊制度。 3. 城市大众文化兴起 报纸、广播、电影、出版业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市场；左翼文化运动、现代文学（鲁迅、茅盾、巴金）、国产电影（《渔光曲》）等出现，市民阶层与工人阶层成为新的文化消费群体。 4. 社会观念革新 废除缠足、取缔跪拜、提倡男女同校；1930年《民法》规定一夫一妻、婚姻自由；妇女参政团体多次提出男女平权案，城市女性就业与受教育比例显著提高。 民国时期的进步具有“破旧立未稳”的过渡特征：政治上终结帝制并输入现代国家形式，却未建成稳定宪政；经济出现沿海—城市型现代产业与财政金融框架，但农村与内地依旧贫困；文化领域科学、民主、白话文成为主流话语，却伴随持续的思想论战与审查压制。尽管如此，这些“新因素”为国家建构、工业化及现代教育—学术体系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制度与观念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