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一年多的同事给儿子结婚打电话请我喝喜酒,犹豫再三,我从已封好的红包里又抽了三张。 退休一年多的老同事突然来电,我盯着屏幕愣了几秒 —— 印象里,我到单位还不到一年他就退了,平日交集寥寥,顶多是走廊里点头问好的交情。 接起电话,那头传来他略显激动的声音,说要给儿子办喜事,挨个给老同事知会一声,还特意强调,办喜事当天不招待,等过段时间再好好请大家吃饭。 我一边应着,一边在心里犯嘀咕:他儿子我倒有耳闻,今年三十四五岁,在一家效益不算好的国企上班,一米七的个子,体重却快一百八十斤,以前总听人说他找对象难,如今总算要结婚,老同事高兴也是难免的。 搁以前,单位里谁家有红白事,都是办公室主任牵头收礼,标准也清晰,从最早的五十块,涨到一百块,后来又成了二百块。 可这几年,随着各项规定收紧,原本顺理成章的人情往来,反倒变得拧巴起来。 没有了统一组织,份子钱的标准也没了准头,最低二百起步,三百、五百的都有。 要是几个人凑份子一起随,大多是二百;可要是单独个人随,基本就得给到五百。 更让人犯难的是,你要是想问同事随多少,人家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干脆不接话,生怕自己的标准成了别人的 “负担”。 挂了老同事的电话,我心里纠结得很。 论交情,真就是 “认识” 而已;论往来,我家孩子还小,将来办事我也没打算大范围通知单位同事,更别说这位已经退休的老同事了。 七月他儿子办喜事后,一直没再联系我,我还暗自松了口气,以为他察觉到我没打算随礼,后续的招待也就不通知我了。 没成想,前几天他打来了电话,说定了某酒店,周四晚上六点请我去喝喜酒。 这下,我知道兜里那五百块钱是保不住了。 刚把五百块塞进红包,手机又响了,是前单位的一个年轻人,说国庆节已经旅游结完婚了,现在回来周五晚上请大家吃饭。 算上这个,十月份我已经收到了六个 “红包炸弹” 。 挂了电话,我盯着手里的红包,犹豫了几秒,拆开已包好的红包,掏出三张百元钞,又找了个新红包,塞进去二百块。 干脆两家都不去了,托人把红包捎过去,一家二百,还省了一百。 人情往来本是温暖的纽带,可如今却渐渐成了沉甸甸的负担。 我们一边怕漏了人情让人说闲话,一边又在不断上涨的份子钱里焦虑徘徊,不知不觉间,把简单的祝福,变成了小心翼翼的 “计算”。 其实啊,真正的人情从不是红包里的数字,而是心里的惦念。若是没了真心的祝福,再厚的红包,也填不满人情里的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