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敏烈士牺牲以后，老母亲过着悲惨的生活，十四年后，新中国成立，老人家被接到北京，总理安排人给老母亲刻了一枚“方志敏母”的印章，告诉老人家，随便在哪里，有这枚章，缺什么就要。但是，这枚章一辈子没有用过，老人家说，用这这上面的东西，就像喝儿子的血一样。   这事儿得从新中国成立后说起。   1949年，江西解放了，当年的老战友、后来的江西省省长邵式平，费了好大劲才在弋阳乡下找到了方志敏的老母亲。   这时候的老人家，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惨，可以说是家徒四壁。   邵式平赶紧把老人家接到了南昌，好生安顿。后来，消息传到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把老母亲接到了北京。   总理见了她，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这位英雄的母亲在儿子牺牲后，吃了多少苦。   为了让老人家晚年生活有个保障，总理特地安排人给她刻了一枚印章，上面是四个字：“方志敏母”。   总理告诉老人家，以后不管走到哪，只要拿着这枚章，缺什么少什么，直接去公家要就行，没人敢不给。   这枚章，在当时的分量可想而知，说是一道“万能通行证”也不为过。   可问题来了，从拿到这枚章那天起，直到1957年去世，金香莲一次也没用过。   周围的人劝她，这是国家对烈士家属的照顾，是她应得的。   可老人家就是摇头，她总说那句话：“我不能用，用了这个，就像在喝我儿子的血啊。”   这话听着让人心酸，但背后，是一位母亲用一生坚守的骨气。   要明白她为啥这么说，就得把时间倒回1935年。   那年，方志敏在皖南怀玉山被俘，8月在南昌英勇就义，年仅36岁。   他牺牲前喊出的那句：“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震动了无数人。   儿子是为穷人闹革命死的，这一点，金香莲比谁都清楚。   方志敏牺牲后，国民党那边假惺惺地派人来“抚恤”，想用钱收买人心，做给外人看。   金香莲直接把人骂了回去，话说得斩钉截铁：“我儿子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你们的钱，我们一个子儿都不能沾！”   从那天起，她就给家里立下了规矩：不准出去乞讨，更不准拿国民党一分一文。   那日子怎么过？靠自己的一双手。金香莲靠着纺纱织布，没日没夜地干活，硬是把几个孩子拉扯着。   十四年里，敌人威逼利诱过好几次，想让她松口，但这位农村妇女的骨头，比石头还硬。   在她看来，接受敌人的钱，就是背叛儿子用命换来的信仰。   所以你看，当新中国成立，当总理把那枚代表着无上关怀的印章交到她手里时，她的第一反应不是“终于熬出头了”，而是本能地拒绝。   在她心里，无论是敌人的钱，还是国家的特殊照顾，只要是“特殊”的，是超出普通人待遇的，都不能要。   因为她的儿子方志敏，就是为了让所有穷人过上好日子才牺牲的，她不能搞特殊。   说到这儿，你可能就明白了，这种“清贫”和“骨气”，是刻在他们母子骨子里的。   方志敏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可是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的主席，经他手的钱款，数以百万计。   1933年，中央苏区困难，他一次就支援了黄金2000两、银元上百万。   可他自己呢？被捕的时候，敌人搜遍他全身，只搜到一块怀表和一支钢笔。   他在狱中写下了著名的《清贫》，里面说：“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   他不是没钱，他是把钱都用在了革命上，自己甘愿过最朴素的生活。   这种精神，不是凭空来的。方志敏出生在江西弋阳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从小就看惯了世道的不公。   年轻时在上海，亲眼看到租界公园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的牌子，那种刺痛，让他立下了救国的大志。   1924年入党时，他宣誓：“我的一切，直至生命都交给党。”   他也是这么做的。1928年，他带着“两条半枪”闹革命，硬是搞出了一个“方志敏式”的模范根据地。   他自己带头守规矩，制定的《共产党员守则二十二条》，对贪污腐败绝不手软。   等于说，方志敏用生命践行了什么叫“清贫”，而他的母亲金香莲，则用儿子牺牲后的十四年苦难和晚年的坚守，诠释了这种精神。   母子俩的品格，简直一模一样。   1957年，81岁的金香莲老人病逝。中央内务部发来唁电，称赞她“永葆革命家属本色”。   那枚她一生未用的“方志敏母”印章，最终随她一同下葬。   这枚印章，虽然从没被使用过，但它的故事，比任何盖了章的文件都更有分量。   它见证了一位烈士的无私奉献，也见证了一位母亲的冲天骨气。   他们母子二人，共同为“清贫”这两个字，写下了最动人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