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不给湘军拨款，而且将士的待遇又高，曾国藩从哪里弄这些钱？   咸丰年间的湘军堪称“高薪部队”，普通正勇月饷能拿到4两白银，营官月饷更是高达50两上下，比绿营平时待遇足足高出1到3倍。   可尴尬的是，清廷因太平天国战乱早已国库空虚，别说专项拨款，连常规军饷都时常拖欠。手握十万大军的曾国藩，硬是在绝境里走出了一条筹款生路。   最开始曾国藩全靠“人情账”凑钱。刚练湘军时，他以在籍侍郎身份在湖南募捐，靠着乡绅亲友的资助勉强起步。但随着军队出省作战，这点钱根本不够看，他不得不推行“捐输”——说白了就是卖虚职头衔。   捐钱的乡绅能拿到朝廷认可的“执照”，从九品到七品的虚衔明码标价，湖南、江西的富商为了脸面和社会地位纷纷掏钱，这成了早期重要的饷银来源。   可这招在江西碰了壁，地方官根本不买他的账，甚至把湘军发的捐输印收当成假票，抓着捐户盘问羞辱。   真正让湘军活下来的“造血神器”是厘金。咸丰三年，曾国藩在胡林翼的支持下，在湖南、江西的水陆要道设卡，对往来货物按价值抽取百分之一到五的“商业过路费”。   光是江西樟树镇的厘金局，鼎盛时每月能收三万两白银，足够养活半个湘军。但这招得罪了地方官和商人，江西巡抚处处刁难，甚至联合士绅抵制，曾国藩在奏折里痛诉“筹饷之事受阻挠最甚”，连自己的关防大印都被怀疑是假的。   直到他后来出任两江总督，掌控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才把厘金局铺到江南富庶之地，这才彻底解决了饷银危机。   还有个不靠谱的来源是“协饷”，也就是让其他省份接济。可清廷没有强制命令，全靠各省自愿。曾国藩只能反复给湖南、湖北的督抚写信求支援，胡林翼主政湖北时最给力，每年挤出自省一半的收入接济湘军。   但其他省份常常拖拖拉拉，广东答应给的十万两饷银，拖了两年才到账三成。曾国藩后来发现“保举官员”是催饷的好办法，只要哪个省给饷及时，就保举当地官员升官，这招果然让协饷到账速度快了不少。   最艰难的时候，曾国藩连“节流”的主意都打。他规定湘军军官的养廉银从饷银里扣，自己也带头节俭，可士兵的饷银一分不敢少——毕竟4两白银才能让士兵养活全家，这是湘军战斗力远超绿营的关键。   直到咸丰十年实授两江总督，手握地方行政权的曾国藩才算真正翻身，靠着厘金、盐税和江南的富庶家底，不仅撑起湘军开支，还攒下了攻克天京的军费。   有意思的是，这些筹款手段虽然救了急，却也让地方督抚掌握了财政大权，悄悄改变了晚清的权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