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有一种陋习叫“典妻”，穷人家低价将自己老婆“租”出去3至5年，给40、50岁的老头生孩子，等生完孩子后，这些女人又被迫与孩子骨肉分离，回到原来的夫家。第二年，丈夫再把她租给另一个人，有些穷人家的男人甚至不工作，靠出租妻子来吃饭，有些人几担谷子就能将老婆租出去。 这事儿说起来真气人，在旧社会尤其是民国那会儿，农村穷得叮当响，很多地方都流行这种事儿。浙江宁绍台一带最常见，福建、甘肃、辽宁那边也零星有，东北叫“搭伙”，甘肃叫“僦妻”，福建有些地方叫“租肚皮”或者“帮腿”。穷汉子娶不起媳妇，或者家里有钱人老婆生不出儿子，又不肯多纳妾，就出钱从穷人家租个已婚女人过来，专门为了传宗接代。租的价格低得可怜，有时候几十块大洋，有时候就几斗米几担谷子，穷得狠的男人干脆就把老婆反复租出去，自己躺家里抽大烟过日子。 立契约的时候得有媒人作证，白纸黑字写清楚租几年，生不生儿子怎么加钱，期间女人不能回原家，不能跟原丈夫来往，生下的孩子全归租家。租期一般三到五年，要是生了闺女不作数，得继续租到生儿子为止，孩子断奶才能走人。清朝律例上明明写着“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本夫杖八十”，租的人要是明知情也一样挨板子，还得离异把钱收归官府。可那时候天高皇帝远，农村里谁去告啊？没白纸黑字就当没事儿，官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穷人家饿肚子，富人家要香火，这买卖就这么干下来了。 女人在这事儿里最惨，完全当货物使。丈夫欠债还不上，或者干脆懒得干活，就把老婆推出去换钱。有的男人尝到甜头，一租再租，女人刚生完孩子回家歇口气，第二年又得打包走人。生下的孩子得留在租家，女人走的时候连抱一下都不行，哭天抢地也没用。地方志和社会调查里记载了不少这种事儿，浙江那边县志上直接写“常有典妻之风”，甘肃赵翼的书里说当地“租妻如牛马”。民国时候军阀打仗，天灾不断，穷人更活不下去，这种事儿反而更猖狂。社会学家下去调查，穷人家男人说“没办法，饿死还是典妻，总得活路”，租的人家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花点钱买个儿子值”。 柔石那篇《为奴隶的母亲》写得最扎心，就是根据浙东农村真实情况来的。一个穷汉子把老婆租给五十岁秀才，一百块大洋三年，生了儿子加钱。女人回家后两个孩子一个都带不走，心碎一辈子。这种故事不是编的，柔石自己就是浙江人，那时候农村里到处是这种例子。罗淑、许杰他们也写过类似小说，《生人妻》《赌徒吉顺》，全是真人真事改的。穷人家女人地位低到尘埃里，丈夫说租就租，没得商量，村里人还觉得正常。 这陋习从汉代“嫁妻卖子”就开始了，宋代越来越普遍，元明清三朝法律都明禁，可底下照样干。民国了还残留着，因为地主老财要儿子，穷鬼要饭吃，中间就拿女人当垫背的。女人反复被租来租去，身子毁了，心也碎了，有的难产生死在外头，有的回家被原丈夫嫌脏赶走，下场惨不忍睹。那些靠租老婆吃饭的男人最不是东西，钱到手就赌就喝，老婆回来也不管不顾，继续欠一屁股债再租一遍。 说白了，这事儿根子在穷和那套“无后为大”的老观念。穷到揭不开锅，法律再禁也没用，女人命贱如草。直到新中国成立了，1950年婚姻法一出，明文废除封建婚姻制度，买卖婚姻、纳妾、重婚全禁止，土地改革把穷人从地主手里解放出来，吃饱饭了，谁还干这种丧良心的事儿？这陋习才算彻底绝迹。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女人活得太不是人了，一纸契约就把人的一辈子撕成碎片，骨肉分离的痛一辈子都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