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公司辞退了，原因是被有关系的顶替了，我气愤不已，黯然离开。第二天一早，老板给我打电话，我没接，老板连续打了十几个，我只好接了，老板气急败坏地说：“你马上来公司一趟。”我想都没想，拒绝了。 周五下午的夕阳把办公桌的玻璃压出一道斜纹，我盯着桌上那盆养了三年的绿萝——叶子尖刚冒出新绿，人事经理的声音就从头顶落下来：“下周不用来了，总部空降的新人顶替了你的岗。” 手里的马克杯突然变沉，咖啡渍顺着指缝滴在考勤表上，洇开一小团灰黑。 我没争辩，把工牌扯下来塞进抽屉最底层，转身时撞到门口的文件柜，哗啦啦的声响里，好像连空气都在替我喊冤。 走出公司大门时，晚风卷着街边烧烤摊的油烟扑过来，以前总嫌这味道呛，那天却觉得比办公室的香水味真实。 周六早上七点，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的“王总”两个字像根刺——上周他还拍着我肩膀说“项目离了你不行”。 我翻了个身把枕头压在耳朵上，震动却不肯停，从七点到七点半，手机在床单上蹦跶了十三次，最后一次我终于接起，还没开口，那边就炸了：“立刻来公司！现在！” ——他就没想过问问我为什么不接电话吗？ 我捏着发烫的手机走到窗边，楼下的早餐摊正冒着白气，卖豆浆的阿姨在给顾客找零。 “不去。”两个字砸出去的时候，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不是怕，是三年来加的无数个班、改的二十八版方案、替团队背的那口锅，突然都堵在喉咙里。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然后是更响的怒吼：“你知道耽误事吗？！” 我直接按了挂断，顺手把“王总”拖进了黑名单，阳光透过纱窗照在手机屏幕上，映出我通红的眼眶。 后来才知道，那天他在电话里吼的“立刻来”，后面跟着半句“新人把核心数据删了，只有你能恢复”——可那时的我，被委屈裹得太紧，连多问一句的力气都没有。 事实是：我因为不公被辞退，带着情绪拒接电话；推断是：老板的急躁让我认定他只在乎工作，不在乎我的感受；影响是：我们都困在各自的立场里，把沟通的门砰地关上。 短期结果是：那天下午，前同事发来消息，说新人哭着跟老板道歉，项目延期了一周。 长期影响是：再遇到让人生气的事，我学会先喝口水，等心跳慢下来再开口——情绪是信号，但不是答案。 当下可操作的提示：如果对方带着火气找你，别急着把话说死，留一句“你先告诉我发生了什么”，或许能少一个遗憾。 现在那盆绿萝放在新家的阳台上，新叶已经舒展成巴掌大。 偶尔想起那个周六的早晨，手机震动的频率像心跳，原来成年人的世界里，委屈需要出口，却也需要留一扇窗——哪怕只开条缝，让真相透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