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的上海，董竹君扶着腰慢慢站起来，肚子已经大得像揣了个小西瓜。 这是她怀的第五个孩子，前四个都是女儿，丈夫夏之时的眉头就没松开过。 突然，头发被猛地揪住，她疼得龇牙，耳边炸开一句骂：“生不出儿子的废物！肚子里肯定又是个赔钱货！” 她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 13岁被卖进青楼时，妈妈哭着说“是为你好”，可她知道，那扇雕花木门背后，多少姑娘把一辈子熬成了灰。 她没认命，偷偷跟着客人学识字，把《女诫》撕了垫桌角，硬是从“倌人”堆里活成了不一样的样子。 转机出现在1913年。 那天来了个穿军装的男人，是蜀军都督夏之时。 他不像别的客人动手动脚，只问她“想不想过不一样的日子”。 她盯着他的眼睛说：“要娶我，得答应三件事：我自己赎身，不花你一分钱；送我去日本读书；婚后你不能把我当附属品。”这个24岁的革命党人愣了一下，居然点头了。 1914年的东京，董竹君坐在女子高等师范的教室里，阳光透过木窗洒在课本上。 她以为嫁给爱情就能逃离苦海，可回国后一切都变了。 夏之时成了四川总督，家里的规矩比青楼还多：女儿不许上学，她穿旗袍会被骂“伤风败俗”，连吃饭都得等他动筷子。 怀第五胎时，他喝醉了就摔东西，骂她“只会生丫头片子”。 1929年，她拿着离婚协议去找夏之时。 男人冷笑：“离了我，你带着四个女儿怎么活？不出五年就得饿死！”她没说话，只带走了一箱书和几件衣服。 到上海时，口袋里只剩变卖首饰的500块银元。 她在法租界租了个小门面，把四川泡菜和法国红酒掺在一起，取名“锦江小餐”。 那时候没人看好她。 街坊说“一个女人家开餐馆，迟早要关门”，可她偏要做不一样的。 服务员不许收小费，每月给固定工资；菜单上既有麻婆豆腐，也有红酒烩牛肉。 不到半年，店里天天排队，连杜月笙都带着朋友来捧场。 1941年冈村宁次要来吃饭，她直接关了店门，在门板上贴张纸条：“食材用尽，停业三日。” 后来有人问她，这辈子最难的时候是哪年。 她指了指1925年那个下午，肚子里的孩子踢了她一下，丈夫的巴掌落在脸上。 “但那天我没哭，”她摸了摸锦江饭店的红木柜台，“因为我知道，日子是自己过出来的，不是靠别人给的。” 如今锦江饭店的灯笼还挂在门口，红色的光映着“始创于1935”的铜牌。 路过的人很少知道，这栋楼里藏着一个女人的一辈子：从青楼的雕花木门，到东京的教室，再到被丈夫扯住头发的那个下午，最后变成手里这串开门的钥匙。 她没把命运的烂牌扔掉，而是一张张捡起来，拼成了自己的牌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