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12日，一位形迹可疑的男子悄然现身湖南省公安厅，用平静的语调说出令人震惊的话语：“我是保密局的人，请夏厅长出来一见。” 这话像块石头砸进平静的湖面。 公安厅的同志捏紧了枪套，眼前这人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短褂，袖口还沾着泥点，怎么看都不像军统特务该有的样子。 可那双眼盯着接待台的眼神，又带着不容置疑的笃定。 后来才知道，这人叫方天印，曾经是军统湘西站的上校站长。 1945年他在湘西构建情报网时，跟当地匪首罗文杰拜过把子。 那年方天印被土匪绑票，是罗文杰单枪匹马闯山把他救出来的。 谁能想到五年后，这对生死兄弟会站在命运的对立面。 程潜和陈明仁起义后，湖南的天变了。 报纸上天天登着“既往不咎”的公告，方天印躲在乡下草棚里，听着解放军剿匪的炮声越来越近。 他手里那份保密局潜伏名单，突然成了烫手山芋。 本来想跟着国民党残部撤去台湾，但看着程潜当上省政府主席，陈明仁还授了上将军衔，心里那杆秤开始晃悠。 湖南省档案馆现在还存着当年的记录，方天印交出的名单上有37个特务代号，直接端了保密局在湖南的老巢。 更让人意外的是他提出要去劝降罗文杰，这个拥兵三千、占着永顺龙山交界地带的“湘西王”。 当时黄克诚将军拍了板，说这险值得冒那会儿剿匪部队已经牺牲了一千多战士。 劝降那天方天印只带了个通讯员，罗文杰把自己锁在屋里抽了三袋烟。 屋外站着方天印，还有被解放军俘虏后转变立场的匪属黄忠义。 黄忠义隔着门板喊：“司令，我家娃现在在城里上学，解放军给发新书包呢！”这话比任何大道理都管用。 后来罗文杰的儿子真进了省立一中，后来还考上了武汉大学。 这个细节在湘西军分区的档案里写着，不是什么秘密。 3000匪兵放下武器那天，有人发现罗文杰偷偷把方天印当年送他的勃朗宁手枪擦得锃亮，说是留着给儿子当念想。 方天印投诚这步棋，让湘西剿匪少走了半年弯路。 到1950年夏天，湘西土匪从八万人降到一万二，这在《湖南剿匪斗争史》里有明确记载。 更难得的是罗文杰后来成了军分区参议，带着部队清剿其他残匪。 这种“特赦-改造-安置”的模式，后来还写进了1951年的《惩治反革命条例》。 现在去湘西档案馆，还能看到那张泛黄的投诚人员登记表。 方天印的职业一栏填着“农民”，备注里写着“1952年参与修建湘黔铁路”。 那年湘西的粮食产量比1949年涨了四成七，火车道通到山里那天，有人看见两个头发花白的老头蹲在路基边抽烟，一个是当年的军统站长，一个是曾经的匪首，谁也没提过去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