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长捷出狱后，傅作义在北京西单鸿宾楼请他吃饭，陈长捷姗姗来迟，见到傅作义，当即阴着脸说：“按我过去的脾气，是不会来的！” 这句话出口时，包间里已经坐了快一个小时的傅作义明显一愣。傅作义那天穿着中山装，桌上摆的是几道早已凉透的晋菜。服务员几次进来续水，傅作义都摆手示意不用换菜。 傅作义心里清楚，这顿饭能不能吃下去，并不在菜上。 陈长捷坐下后没有寒暄，也没有看桌上的酒杯。陈长捷脑子里反复浮现的，是1948年冬天天津城里的那些夜晚。 那时陈长捷担任天津警备司令，兼第62军军长，城防图几乎贴在指挥部的墙上。护城河被加宽，雷区一层一层铺开，城外民房拆掉修成碉堡。 陈长捷不是不知道天津难守，而是清楚只要上级没有明确撤退命令，天津就只能守。 更关键的是，陈长捷一直相信傅作义。保定军校出身的关系，让陈长捷在军中并不多疑。1936年陈长捷被阎锡山剥夺兵权，几乎无路可走，正是傅作义在绥远接纳陈长捷，让陈长捷重新带兵。 陈长捷把这段经历看得很重，也正因为如此，后来发生的事情才让陈长捷难以接受。 1948年末，平津战役已经展开，蒋介石曾多次主张华北部队经海路南撤，但傅作义始终举棋不定。天津被明确要求固守，所有电令都只有一个意思，坚持。 陈长捷在地下工事里指挥作战，日夜不休，始终等不到转圜的命令。直到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集中火力攻城，天津防线在持续轰击中被突破，陈长捷在地下室被俘。 电话那一头，傅作义的声音还没断。 这段经历，成了陈长捷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里反复咀嚼的心结。功德林的生活很规律，学习、劳动、讨论一项不少。陈长捷并非消极对抗的人。 陈长捷认真研读政治理论，也参与写检讨，但每当谈到平津战役，陈长捷始终认为，天津并不是单纯的军事失败，而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个人责任集中。 功德林里的人都知道，陈长捷脾气硬，却并非不讲道理。杜聿明、王耀武等人多次劝解，陈长捷也听得进去。 1959年首批特赦名单公布时，陈长捷的名字出现在其中。陈长捷后来才知道，傅作义为此多次向中央反映陈长捷的抗战经历，尤其提到1937年平型关外围阻击和忻口会战中的表现。 傅作义甚至在政协会议上公开表示，天津之责主要在决策犹豫。这些话，没有通过正式渠道传到陈长捷耳中，却在制度层面起了作用。 回到鸿宾楼的包间，傅作义终于开口，把这些年没说出口的话一点点讲出来。傅作义没有为自己辩解，只是承认，当年既想保全北平，又想在谈判中多一点空间，最终让天津付出代价。 傅作义说到这里时，声音很低。 陈长捷听着，没有插话。陈长捷想到抗战时期在晋北的那些日子。1937年鹞子涧一线，日军火焰喷射器近距离压制，陈长捷命令部队挖坑道死守，伤亡极大，却始终没有溃散。 那是陈长捷一生中最确信自己选择没有错的时刻。 桌上的菜重新被端去加热，酒却一直没动。 沉默持续了很久。 直到傅作义说出那句迟来的道歉，陈长捷才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陈长捷没有说原谅，也没有再指责，只是低声说了一句，事情过去了。 这顿饭并没有把所有问题说清楚。鸿宾楼外的街道依旧喧闹，北京的冬天并不因为一顿饭而改变。陈长捷后来去了上海，参与文史资料整理，骑着自行车跑老兵、查档案，对当年的指挥失误也照实记录。 陈长捷很少再提天津，但并没有回避。 那天离开鸿宾楼时，傅作义站在门口，看着陈长捷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很多话已经来不及说清楚，很多结果也无法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