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黄克诚大将调任山西省副省长，他的顶头上司是谁？ 黄克诚这人，搁在十位大将里也很扎眼。 战争年代他干过红三军团代理政治部主任，抗战时做过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后来又到东北民主联军任副司令员。 岗位换来换去，手里抓的事一直很硬，打仗靠刀口，带队伍靠规矩。 规矩不是挂在墙上的字。 红军为抗日接受国民党改编那阵子，讲统一，政委制度被短暂取消，政治部改成政训处。 中央起初觉得影响不大，没几个月风气就松了，麻烦一股脑冒出来。黄克诚不爱拍脑袋，他跑去摸底调研，把看到的苗头捋清，写成一份严谨报告递上去，中央很快把政委制度恢复回来。 很多人回头想才明白，他盯的不是小毛病，是队伍的魂。 他还有个眼睛更“远”的判断，抢占东北。解放战争里东北像一盘大棋，工厂、铁路、粮食、兵源都在那儿。早一分钟进去，就多一分胜机，晚一点就可能被人卡住脖子。 黄克诚先一步把这点看透，提醒中央提前动身，硬生生抢出不少时间。两件事放一块看，这人做事有个味道，话不多，抓要害，出手快。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职务也不轻，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一个比一个沉。到一九五九年风向一拐，他跟彭老总一样受影响。别的人身上多少还挂着点职务，彭老总也还有位置，黄克诚却长时间没得到新任命，家里一坐就是一阵子，像被按了暂停键。 时间走到一九六五年，他给中央写信，意思很实在，想参与建设，别让自己闲着。 任命不久下来，去山西当副省长。一个做过总参谋长的大将，忽然成了地方副手，这落差够大。 黄克诚却高兴，军旅走到头也罢，只要还能给国家出力就值。 同一年，彭老总也接到新任命，去西南做“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老搭档各奔一方，像两条旧路又被接上了新岔口。 黄克诚到了山西，作风朴素得像老棉袄，不拿私事麻烦工作人员，公车接送子女这类事，他明摆着不许。 地方干部嘴上不说，心里都明白，一个人能把家事关起门来处理，公事才有底气。 山西同事和群众也愿意敬他，不全因为军衔，更因为做派干净，话里有分寸，眼里有底线。 副省长头上的正职是谁，答案得拆两层看。 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叫卫恒。 一九一五年生，陵川附城镇人，读过二年制简易师范，当过小学教员。一九三八年日寇铁蹄压境，他投笔从戎，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本想上阵拼杀。组织看了看，说他更适合做政治工作，就把他放在宣传、组织这类岗位。 解放战争里，他当过太岳区党委宣传部长、冀城临时地委书记、运城地委书记。 建国后又做过省委常委、省纪检委书记、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地方经验扎实，又是山西人，省情门道摸得透。 一九六五年八月，卫恒被任命为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同年年末，他还兼任山西省军区政委、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他四十三岁当省长，五十岁当省委书记。卫恒人品好，干活踏实，职位比黄克诚高，态度却很尊敬，明白历史地位不是官帽子能盖住的。 可惜在那个岗位上时间不长，特殊年代遭针对，一九六七年去世，名字就停在那一年。 省政府这条线的正职，是王谦，山西省长兼省委第二书记。 王谦一九一七年生，平定人，一九三六年参加革命。抗战年代他在军队里锻炼过，干过晋冀豫游击纵队第五支队政委，也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十四团三营当过教导员。 地方工作他也做过，榆社县委书记、太行区第四地委组织部部长。 建国后他先在农村工作部，到一九五六年才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卫恒升任第一书记那阵子，王谦就成了省长兼省委第二书记，和黄克诚一道推进山西。 王谦的务实劲儿在一九五八年特别显眼。 那年争亩产新高，山西开会，有基层干部吹得离谱，说红薯亩产百万斤。 会场里不少人装没听见。王谦偏要问，去实地看过没有。对方说看过。王谦散会后把人留下，笑着来一句，你个头不小，埋地里要埋多少个才够百万斤。对方脸一红就沉默了。王谦又把参会记者叫来，叮嘱别把这种夸张数字写出去。热闹场里敢把虚火掐住，算是有胆也有心。 王谦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也受影响，比卫恒幸运些，一九七〇年开始新工作。后来他当过山西省委第一书记，去四川任省委书记兼四川省重庆市委第一书记，还当过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二〇〇七年病逝，九十岁。 黄克诚夹在卫恒和王谦之间，一个抓方向，一个管日常。 黄克诚带着军中那股盯规矩、抓要害的劲儿，坐在地方会议桌旁，袖口不必卷太高，眼神一抬，很多人就知道这位老将不是来摆样子的。 桌上茶水冒着热气，纸张压着镇纸，窗外是太行的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