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朱良才被授予上将军衔，并任北京军区政委一职。谁知，3年后，他竟不顾一切劝阻，提交辞呈，让毛主席困惑不已。 1955年授衔那天，朱良才穿着新军装，人群一散，就悄悄揉了揉那只落了残疾的右臂。 一路走来打过多少仗，他心里清楚得很。 1900年9月27日他出生在湖南汝城一个书香门里，少年当过老师，1915到1925那十年他形容自己“不闻政治”，心里却憋着股对旧社会的别扭劲。1925年参加毛主席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做了农会委员；1926年随农会入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后被捕，出狱后加入共产党，命就搭在这条路上了。 1928年，南昌起义军余部打到湘南，宜章一带五县农军越聚越多，最后合编成八千多人。 4月28日，队伍上井冈山同毛主席部队会师，一万多人、两千多支枪，红四军的牌子立起来。朱良才先在朱德身边当秘书，转脸就跑到一线要参战，反“进剿”、反“会剿”，黄洋界、大柏地、长岭寨这些地方都有他。 1929年古田会议他坐过场，一年后成了红一方面军第九师政委。 在第一次“围剿”里，他带队迂回敌后，四个多小时拿下国民党前线指挥部，活捉张辉瓒，还缴来一部红军最缺的电台。 第二次“围剿”俘虏两千多人，“常胜师”的名头就是从那会儿传开的。 第三次“围剿”里，蒋介石调三十万兵、搞三路围攻，红军用“诱敌深入”“打其虚弱”的法子，八十天歼敌三万多，缴枪一万二千六百多支。 也就在这些仗里，他的右臂被打断。红军医院条件可怜，只能土法接臂，他躺了三个月，火就压不住，跑去总部找周恩来请战。周恩来摸着那只刚接上的胳膊劝他回医院，他却说“宁可战死疆场，也不愿再躺在病床上。”后来被派去红十五军当政委，那条右臂从此落了残疾。 长征途中湘江战役枪伤复发，他又去管红军总卫生部；1935年懋功会师后去了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1936年随西路军西进，走了将近四十天找到援西军，回到主力，再到兰州办事处找回不少西路军骨干。这些年，他身上那股硬劲越来越往里走。 抗战打响后，他去了晋察冀，先当三分区政委，再到军区政治部做主任。模范党支部、杀敌立功运动，就是在他手里轰起来的。“狼牙山五壮士”“李勇”“戎冠秀”这些典型也是他带着同事们一点点挖出来的。 晋察冀军区后来被叫成“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聂荣臻很看重他。 解放战争里，他去办军政干部学校；1948年又到华北军政大学当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与叶剑英、萧克一起带学生，按毛主席的意思“理论联系实际，直接为战争服务”。1949年他成了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任华北军政大学政委。 新中国成立后，他干事的风格没变。 可身体不是铁打的。 常年熬夜奔忙，落下头痛、虚汗、走几步就喘的毛病。按规矩可以休养挂职，他不愿意。 1958年，五十八岁的北京军区政委把辞呈交上去，说自己不能一边养病一边压在大军区名单上。毛主席听得心里犯嘀咕，叫聂荣臻过去探探底：“荣臻，我听说良才要辞职，你去看一下，是怎么一回事啊。” 聂荣臻一问，他还是那套话：身体不行了，想退下来。聂荣臻劝他安心养病，等好了再回来。朱良才把话往前推了一寸：“长江后浪推前浪，老同志早点退，让位给年轻人，对革命事业好。”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也劝，说他多担着点没问题，希望朱良才先养病。 朱良才却认定，只要“政委”两个字在任命上，就不能边养病边算顶职。 组织上做家属工作，让妻子李开芬劝他，他只慢慢说了一句：“咱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都是革命的幸存者。权利是党和人民的，不是自家的私产。” 毛主席见他心意已决，用一句带笑的调侃把事收住：“别人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你是能拉屎却不占茅坑。”后来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到他让位的事，毛主席说他觉悟高，周恩来夸他思想开明，邓小平点一句“顾全大局”。 1959年1月20日他在北京军区党委会上正式提出免职和休养。 辞职之后，他连待遇都往外推：“不工作了，还要那么多待遇干吗。”院墙太矮，军区想给他加高，他拒绝，说自己问心无愧，不会有百姓来害他，加高了还挡人光。 那辆“吉姆”车，回家时他从不让车往胡同深处开，总在胡同口下车，再自己慢慢走进去。 晚上棋摊散了，车才开进院。久而久之，街坊们见他都叫“很好的老头”，没人把他当上将端着。 1988年7月30日，邓小平给835名离休干部颁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的名字列在其中。1989年2月22日，他在北京去世，享年89岁，骨灰按遗愿埋在井冈山。聂荣臻说起他，只留下一句：“好战友，好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