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过去了，现在再来看戊戌变法的内容，不由得一声叹息。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拉开序幕。 然而103天后，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或逃或死，所有新政几乎全被废除。 在紫禁城养心殿内，光绪皇帝焦急地踱步。 康有为呈上的奏折上写着：“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当时年轻的皇帝深吸一口气，拿起朱笔在《明定国是诏》上郑重批红。 而他或许不知道，这一笔将掀起怎样的惊涛骇浪。 甲午战争惨败像一记重锤，把大清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敲醒。 小日本这个曾经的“东夷小国”，居然把北洋水师打得全军覆没。 还有《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惊。 康有为当时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他联合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 虽然上书没能阻止条约签订，但好在维新思想像野火般蔓延开来。 光绪皇帝深受刺激。 其实这位名义上亲政实则无权的皇帝，渴望通过变法挽救国家，也借此从慈禧太后手中夺回实权。 他对康有为说：“今日诚非变法不可。” 然而当他向慈禧请示时，太后只冷冷回应：“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 从6月11日到9月21日，光绪皇帝发布了近200道变法诏令，平均每天近两道。 而这些诏书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军事等各个领域。 废除八股文，改考策论；裁撤詹事府等冗余衙门；鼓励民办企业；训练新式军队……每一条都戳在旧势力的痛点上。 最要命的是裁撤衙门。 要知道仅北京一地就涉及闲散衙门十多处，近万人突然丢了饭碗。 而那些靠八股文谋出路的读书人、世袭的八旗子弟、绿营官兵，全都成了变法的反对者。 康有为却认为还不够快。 他告诉光绪：“皇上，非得大举改革不可！” 甚至提出更激进的主张：制订宪法、开国会、满汉平等。 这种改革节奏，就连支持变法的张之洞都看不下去，斥其为“野狐禅”。 变法初期，慈禧太后并未明确反对。 当时她甚至表示：“今宜专讲西学。” 但她划下了红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 然而，随着变法深入，光绪的举动越来越触及这条红线。 当他未请示就罢免礼部六位堂官时，慈禧震怒了。 怀塔布的夫人跑到颐和园哭诉，加深了太后的不满。 真正的转折点是“懋勤殿”事件。 光绪想学习康熙、乾隆，开设懋勤殿作为议政机构，这等于要另立中央。 而当他向慈禧请示时，太后脸色一变，光绪“惧而未敢申说”。 当晚，光绪给杨锐密诏：“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正是这份密诏暴露了皇帝的恐惧，也激化了帝后矛盾。 面对危机，康有为等人决定铤而走险。 他们计划利用袁世凯的军队包围颐和园，捕杀慈禧。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对袁世凯说：“天津阅兵时，若皇上入营，传号令诛奸贼，必能成功。” 这个“围园杀后”的计划堪称疯狂。 当时维新派把全部希望押在袁世凯身上，而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这个北洋军阀的真面目。 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后立即向荣禄告密。 荣禄连夜进京报告慈禧。其实在此之前，慈禧已决定出手，御史杨崇伊的奏折告诉她，维新派甚至想请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当顾问，这触及了她的底线。 9月21日凌晨，慈禧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将光绪囚禁于瀛台。 随后下令逮捕维新派，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废除。 康有为前一日已离京，在英国人帮助下逃往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使馆掩护下逃亡日本。 而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等六人被捕。 9月28日，六人在菜市口被处斩。谭嗣同临终前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他曾在狱中题诗：“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而这些豪言壮语，成为戊戌变法最悲壮的注脚。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在1901年推行“新政”，内容几乎就是戊戌变法的翻版，有些甚至更进一步。 历史仿佛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同样的改革内容，只因推行者不同，命运便天差地别。 梁启超后来反思：“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 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这场失败的变法，反而成了催生革命的火种。 戊戌变法的教训深刻启示我们：改革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需要理想，更需要务实。 任何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改革，哪怕方向正确，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主要信源：（中日甲午战争反思： 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人民网）